今年是教书的第四个冬天，回想两个非常明确的沮丧时刻：第一次是看完2019级同学《视听语言》课的期末作业，发现他们竟然把我讲了一学期的内容如数奉还给我之后拍片时仍赤裸相见；第二次是在48小时创作大赛的现场惊觉在知识、技能、水准等尺度之外，连沟通也变得极其困难。

常常会偷偷羡慕我的同事老戴老王老万，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块界限清晰的土地，只要施肥就一定结果，尤其听老王讲他又有几个周末没有回家在开小灶时，我都非常无措，我面前的更像一个无底黑洞，无处发力，也听不到回声。因此上了三年的创作课，今年终于在申请已久的《影片分析》课上感受到一种最原初的快乐——每周跟同学一起在教室回看一部电影，重新审视其中的魅力。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无数次调整策略来应对“导演究竟能不能习得”这个大哉问，但始终找不到从长计议的起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于是这几年的目标渐渐从尝试导演教学，收紧到仅仅认识电影艺术，再收紧到明白拍电影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倘若能花三年的时间明白影像的门槛所在，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也已经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了，但事实却远不如愿。

当同事发来6月毕业的同学10月就生娃的消息，或许也能算作另一个沮丧时刻：我不再默认所有人都是出于热爱走进教室的，也不再默认所有人都以从事这项事业为目标，毕竟相较于人生，电影一点都不重要。或许我也快要渐渐接受“导演系教不出导演”的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