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论语·微子篇》学习笔记（1-11）

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名启，商纣王的兄长，屡谏不听，遂去。武王伐纣之后，微子持器访武王，为卿士。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令微子启奉殷先祀，爵位公，封于宋。微子为宋国开国国君。

箕子是商纣王的叔叔，见纣王无道，六百年殷商将要毁于一旦，心如刀绞，索性佯狂度日。纣王以为箕子疯了，将其贬为奴隶。周朝建立后，箕子不肯做周朝的臣子，带领故旧东渡到朝鲜，建立箕子朝鲜。

比干是商纣王的另一个叔叔，敢于直言劝谏，结果触怒纣王被挖心处死。

这三个人面对昏君不听劝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或出走，或佯狂，或死谏，面对新王朝的态度也不同，或合作，或出走。而孔子对他们都很赞许，孔子对人的要求但求心无恶，各随其志，未必整齐划一。

18.2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姬姓，展氏，名获，字季禽，鲁国柳下邑人，谥号惠。柳下惠的曾祖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以祖名为氏，是柳姓和展姓的始祖。据说，盗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名柳下跖，被毛泽东称为起义领袖，不过也是贵族出身。

在春秋战国时期，爱国并非必备的品德，尤其是对于没落贵族或者平民，完全可以择木而栖，择主而侍。孔子就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明主，可惜并没有成功。柳下惠屡次为官被黜免，有人问他既然在自己国家不被重用，为什么不去其他国家寻找机会呢？

柳下惠回答说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不被重用是很自然的事情，选择直道事君的时候早就料到这样的结果了。如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顾及正直之道，谄媚事君又何必去异国他乡呢？柳下惠可谓一语中的，看明白了自己被黜免的根本原因，同时也看明白了天下君主的本质。然而，这句话也表现了柳下惠对于名誉地位的淡薄之心，有隐士气质。

柳下惠是鲁国君主的近亲，有着很强的爱国心，这和孔子不同，孔子与鲁国国君关系不大。和柳下惠相似的是屈原。

18.3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有心用孔子，有无力把握朝政，徒然说这样一句话，如将灭之灯，是老人政治的写照。人既然老了，却不能安然退休，耗在高位上等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哀。孔子在这样一个注定悲哀的国家一天也呆不下去，于是孔子行。

18.4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国馈赠女乐，季氏坦然受之，因欣赏女乐三日不理国政。大夫专权已经是国家之祸，况且还是逸乐不理国政的大夫专权，更是祸起无日呀。国政烂到根子里尚且莺歌燕舞，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了，还不快走。

18.5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凤凰是灵鸟瑞兽，只会出现在盛世。楚狂是一位隐士，他以凤凰比喻孔子，问孔子为什么会出现在乱世？楚狂也以凤自喻，来向孔子说明他对当下世道的看法，从政是很危险而不值得的事情，劝孔子隐居。孔子想要跟他说话，他却避而不理。

对于世道的看法，确实是只能说结论不能做辩论，既危险又无益。如今人们都说懂得都懂，不懂的也不必劝说。

18.6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耦而耕大概是类似于一人扶犁一人拉犁，两人合作便可以耕种。有人解释为并肩耕作，我觉得不太合理，并肩耕作谁人扶犁，必有第三人，便不是偶了。

子路问路，长沮说孔子是认路的人。这应该在暗示孔子是懂得天下大道的人，而不是指行走的道路。孔子有道，可惜世上难行。

桀溺又告诉子路，如今的天下是坏人的天下，昏君乱臣如滔滔江水，比比皆是，怎么可能找到行大道的渡口呢？你跟随孔子这个避人的老师，不如跟着我们两个避世的老师。

避人之士是指孔子，孔子避齐景公、避季氏，不与昏君乱臣合作，是避人。避世之人是长沮、桀溺自指，既然天下没有好人，大道难行，不如隐居世外以自处。

子路没有问到路，却被上了一课，回来把这话告诉孔子。怃然是用来形容孔子怅然若失的样子。后面孔子的话一般解释为：“人是不能和鸟兽合群共处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去改变它了。”

这样解释倒是符合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贯风格，但是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一致了。有人说“乘桴浮于海”是孔子一时感慨之词，并非真有此心，我觉得也是曲解孔子。孔子对于隐士的态度肯定要好过昏君乱臣，如果孔子生活在尧舜周公治理下的盛世，他会选择去做官还是去做耕种的百姓？只怕更愿意做个山野村民。如果道不行已成定局，世道实在太乱，完全没有挽救的可能，那么孔子会怎么选择？肯定是隐居，乘桴浮于海。

这段话中鸟兽被理解为隐居，已经很牵强了，而把斯人被解释成世人，或者是当世的昏君乱臣，显然太过牵强。作为对话的上下文，斯人指代长沮桀溺最为合理，而鸟兽解释为昏君乱臣才更合理。所以我愿意把孔子的话解释为：

人是不能和鸟兽合群共处的，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我不和隐士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我之所以不能和他们一起耕种，因为不忍心看天下这样乱下去），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去改变它了，就可以和这些人一起耕种。

18.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本章有两个地方的理解起来比较难，第一个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第二个是子路最后的话。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句有两种理解，一是丈人自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有时间分辨谁是夫子？钱穆采用了这一理解。一是丈人称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知道你这种人的夫子是谁？杨伯峻采用了这一理解。

我倒觉得丈人肯定知道子路所言之人，但对孔子有所批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说孔子不事农耕怎么算得上是夫子？子路见丈人此言知道其必有高论，拱而立以求教。

最后，子路这段话的理解就比较难了。一般注解都认为是对隐者的批评，认为隐居是废君臣之大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后面一章“逸民”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总不能在这里把隐者一通批判，到了下一章又把逸民树为道德典范吧。如果丈人是废君臣之大义，那么伯夷、叔齐、虞仲、柳下惠之人又该怎么评价呢？

通《论语》之篇来看，孔子对于隐者，或道家的态度，如果不是景仰，起码是敬而远之，起码是和而不同，总不至于是批评。在孔子看来，能够行大道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退而求其次便是隐居。从后世的儒家信徒来看，如果不能致君尧舜上，便要退隐山林，耕读自娱。

如果隐居是废大义，那么枉道事君又该怎么说呢？如果不仕而欲洁其身是乱大伦，那么随波逐流又该怎么说呢？隐居是在乱世的自保也是洁身自好，不仕是存大义的一种方式。在极端情况下，诛一夫都是大义的彰显，更不要说隐居避世了。儒家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有血性和气节的。

那么子路的话该怎么理解呢？不仕无义，不能理解为不出来做官是没有道义的。孔子也没有做官呀，只不过是在做官的机会而已，并没有为了做官而做官。柳下惠被罢黜又不肯去国离乡，还能怎么做？只能隐居做个逸民呗。难道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才算积极而有道义？不仕无义是不在没有道义的国家做官。这句话先是肯定了丈人隐居的行为。

老丈连长幼之序都不废，一定不会废君臣之义的，他肯定是一个坚持道义的人，只是这样的人不被君主待见，难以见容而已。在没有道义的国家里做官，同时又要洁身自好，那就肯定会乱大义（与君主会有激烈的矛盾）。由此可见，道之不行啊。

道之不行可知之矣。在众多注解中都没有得到合理的安排。既然已经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就是为了体现自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道之不行并非早已知之，而是见过丈人之后才知之的。

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一段的注解中我认为钱穆理解最贴切。伯夷叔齐，意志不曾屈服，人格不曾受辱。他们选择隐居守志，不仕新朝，全志全身。柳下惠三次被黜，不得不屈服意志，不得不接受侮辱，但言语符合伦理，行动能够权变。虞仲隐居不论世事，适宜权变，洁身自好。

孔子把自己放在这些逸民之中来比较，可见他对于逸民的赞许。只是他与逸民不同，无可无不可。钱穆的注解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样看，孔子的选择在于权变，因时因地做出选择。

18.9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礼崩乐坏，学术下移。

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一个有道的国君不疏远他的亲族；不让大臣因为不被任用而心生怨恨；故旧、朋友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们；不要对某个人求全责备。”

18.11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八士事迹多不可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