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为什么学习？
最近读的两本书，一本是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本是齐邦媛的《巨流河》，她们都讲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举国向西南逃亡。从这一年起，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走在一起，合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八年时间里，在偏远的西南一隅，在茅草屋的教室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奠定了新中国开局伟业的人才基础。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青少年从沦陷区逃到平津，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组建了东北中山中学，收容流亡的中学生。东北中山中学是第一所国立中学，师资也大都是东北流亡出来的学者教授，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大家组织在一起，弦歌不辍。不久之后，平津局势恶化，东北中山中学南迁到南京，次年南京沦陷，齐世英带领着东北中山中学千余名师生继续流亡。他们先到汉口，进而到湖南湘乡驻足，不久再次向南流亡，过衡阳、郴州，只为找一个存身之处。日寇在身后步步紧逼，这群衣衫褴褛的中学生不得已继续向西南流亡，过桂林，穿贵州，最终到达临时首都重庆的沙坪坝。
从南京到四川这群十多岁的孩子整整流亡了一年，在敌人的追击与空袭中，破衣草鞋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在流亡的途中，只要有能容数十人的地方，老师就开始给学生上课。学生们缺衣少食，却一路上带着各科教科书、实验仪器，身体处于极度疲乏之中，精神却饱满昂扬。
东北中山中学的门口写着八个大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读到此处，我抽了一张面巾纸来擦拭泪水。这八个字来自《史记》，而在这所流亡中学的门口，是一面烈烈的大旗，是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我们常对孩子们说，要用心读书。而东北中山中学的孩子们是在用命读书，他们深深知道，读到的每一页书、学到的每一句话，都将是刺向敌人的刺刀，都将是报仇复国的利刃。
在东北中山中学流亡的同时，平津高校的大学生也在逃难，跨过长江，暂住潇湘，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而日军的飞机很快到了长沙，南京沦陷，敌人溯江而上，直逼武汉长沙。热血青年已经悲愤难当，“国难当头，咱们是不是还应该读书？”很多人要弃学从军，去前线与敌人对决，而老师们提出来：“抗战不是短期就完得了，念书可不可以中断？”于是，大学生们就“读书”与“从军”的问题在长沙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把个人的选择升华为一种民族生存的历史格局。辩论的结果是从军抗战是救国，读书学习也是救国。一部分人从军去了前线，另一部分人留下来读书。从军的学生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进攻，把献血洒在神州大地；读书的学生用笔蘸着热血为祖国绘制未来的蓝图。
那些逃亡到昆明读书的联大学生，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民族的责任，学习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为替流血牺牲的同学在学习，还是为苦难中的家乡父老在学习，更是为这个即将亡国灭种的民族保留最后的希望。这种精神贯穿他们一生，成为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气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稼先与他的科研团队一边被批斗、入“学习班”学习，一边舍生忘死地进行核试验。据说铸剑人的女儿跳进炉火之中才锻造出绝世宝剑，邓稼先和他的团队早就许身祖国，为国铸剑。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对教育的投入不仅没有因为战事减少，反而把所有转移到后方的大学改为国立，为所有学生提供公费教育的机会。（齐邦媛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被“进步”学生讥讽，有个领国家薪俸的爸爸，还要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而这些享受了国家福利的战时学子们终于还是把一腔热血都回报给了国家，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海外。
二十多年前，国家为了促进国民消费，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去上大学，建设了大批的二本、三本高校。今天，我只能在教室里面对着交了高学费的大学生们讲着苍白无力的故事，往事如烟，他们只顾低头玩手机上的游戏，看无聊的视频，拼永远也到不了手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