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自由恋爱的。自相识到结婚只有短短半年时间。
那时他们都在部队，父亲是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的参谋，母亲是军区被服厂的工人。母亲52年到新疆就遇到了父亲，那年父亲28岁，母亲18岁，当年结了婚，第二年哥哥出生。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在单位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大拿，在家就是个甩手掌柜。他的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交部（后勤部）勘测设计队，任队长兼总工程师，他为了工作整月整月的在天山南北奔波着，一年四季几乎都见不上几次。即便不出差，他也是整天整天的在办公室忙碌着。
我们弟兄三个，一家人的吃穿住用都是母亲在忙碌打理着。
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任何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粮票、布票、肉票、糖票、清油票、肥皂票、棉花票、火柴票、烟票、豆腐票、暖水瓶票等。甚至连鞋子都凭票供应，那时候卖相最好的就是解放鞋，这种鞋是当时部队战士穿的军鞋，鞋合脚防水、耐穿、价格也低，最适合上蹿下跳的小男孩穿，解放鞋现在在乡村的集市里还有买的。
就在这样环境中，因为母亲的辛劳，把我们弟兄三个倒置的似富家子弟般的。
文革时，父亲被管制劳动工资停发，夺了单位领导权的造反派按每月每人九元给我们发生活费。打那开始母亲每天忙碌完后的空余时间，都在为我们弟兄做鞋。
人工制作鞋子最耗时耗力就是纳鞋底子，纳鞋底子前先用浆糊将五六层旧布或布头均匀的一层层蘸粘起来，晒干成厚布壳子（也称为袼褙），再将布壳子按照我们脚的大小剪成鞋底的样子，然后将剪成鞋底子样的布壳子四五层的摞起来用麻线一针针的缝制在一起。
在纳鞋底时，先用锥子钻透鞋底子，后用套在中指的带有很多凹陷的金属顶针抵住针的尾部用力顶，才能使针穿透十几层布。当针尖在鞋底的另一面露了头，就用针夹夹住，用力把针拔出，这样一针一针地纳，每只鞋底，得纳数千针，鞋底的针脚线点越密，鞋底越硬实。
母亲是52年从山东威海参军来到新疆的，那年她十八岁。母亲的家庭可是妥妥的老革命家庭，外公外婆是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搞农会活动。日本人占领威海期间，四个舅舅都参加了八路军。我三舅讲，那时候白天只要日本人过来他们就躲进山里，其它时间在村子里搞土改、搞农会、搞儿童团。
威海是重要港口，日本人驻有大量军队维持治安，并不停的在城乡大搞亲善活动，舅舅们为了家乡的安宁，也怕日军报复殃及百姓，抗日活动一般都不在自己村子周围进行。
抗战胜利后，最有文化的大舅随着山东部队挺进东北，后来成为长春一家大型国企的书记，反右运动时莫名明奇妙的自杀了。
二舅随着部队南下，后在广西一家偏远的矿山当矿长直至退休。
三舅留在了当地，退休前是山东某县的农技站站长，七十年代末我大学暑假去过舅舅家，到了舅舅家，才知道什么叫富足的生活，虽然舅舅的工资比我父亲低了不少。
最小的一个舅舅随南下的部队到了厦门，在打金门时牺牲了，至今尸骨无着落。
文革时，由于全国的动乱致生产活动大量萎缩，父亲所领衔的设计队无事可干就合并到兵团钢铁厂。
钢铁厂有几万职工家属，派系斗争异常激烈，有不少人被造反派整死、整残、有的兼家庭被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个单位的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部分是三五九旅在山东合并的八路军的渤海支队，这批干部大部分在生产建设中由于文化程度低常被忽视而有怨气，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则因出生于子弟兵而有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再一部分是新疆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其中还有不少来自曾经的远征军，这部分干部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再加上他们为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奋力抗击过日寇，抗击过了新疆分裂势力，保证了祖国边陲的安全而生有一种傲气。再就是父亲这些毕业于大中专院校的数量不多的干部，他们大都在单位技术要求高的关键岗位上。
文化大革命拉开了以出生论人品的红色恐怖的幕布，这些根红苗正的子弟兵和许多始终没有得到重用的六十年代初来自南京军区的年轻退伍军人，把在生产中积累的怨气变成造反有理的动力，几乎全部起义干部和部分出身不好的知识干部被罢免、被整、被打、被流放到农场，有的甚至被害死。我父亲在遭受了百般折磨后流放到钢铁厂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个军事管制的农场，被监视劳动改造。
在父亲遭难的那些年，面对着所谓革命造反派的淫威和迫害，母亲身单只影的依仗着她过人的红色出生与造反派们斗智斗勇以尽量的保护着父亲。
当时不少在位的人，劝母亲要看清形势与父亲离婚，周围就有很多女子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与被打倒（作为坏分子被惩治）的丈夫离婚。母亲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尽心尽力的照顾着父亲，也尽心的呵护着我们兄弟。当父亲被流放发配时，母亲义无反顾的带着我们兄弟随父亲去了这个塔里木边缘的小农场。
父亲在岗的时候，几个年轻的大中专毕业生经常会来我家，有时问父亲一些专业上的知识，有时帮助我母亲干点家务活，其中一个带着眼镜穿的很整洁杨志清叔叔，喜欢给我讲故事和科学小常识，这几个年轻人一进入文革，那几张和睦可亲的脸瞬间就变狰狞了，在批斗殴打我父亲的时候，这几个人最上劲，真不知道我老白家把它们几辈子老祖宗给怎么嚯嚯了。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从小就喜欢我的叔叔，一直要认我做干儿子，他上海交大毕业，在父亲单位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因为家庭出生不好，也被管制劳动了，并和父亲同住一个号子。有一次同号子的被管制人员一块虔诚的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时，他检举父亲说：老白在学习最新的最高指示时腰还靠在被子上，不把胸挺起来，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的不恭敬。为此父亲被批斗。文革后他找到我母亲道歉，但母亲对他依然耿耿于怀。
母亲年轻时人称她为大个，快五十岁的时候人都称她胖子，她生性开朗豁达，生活中大大咧咧，说话直、做事块，喜欢帮助人，结交了不少的姐妹，但很记仇。
那是九十年代初，父亲原单位的下属王过治，文革中他在殴打整治我父亲上表现可是非常充分，他也流落到这个塔里木边缘的小农场做了20年的水利技术员。当他通过多方面的运作准备调回乌鲁木齐时，被母亲知道后直接就给他搅黄了。
文革结束后，原兵团工交部（后勤部）的老领导也官复原职，在文革被解散的勘测设计队有希望重新恢复。得此讯息，原设计队的职工三三两两的也包括哪几个年轻人几乎要把我家的门坎踏平了。纷纷游说父亲出山把设计队拉起来，在多番劝说下，父亲的心动了，这时母亲大为恼火的将所有劝说而来的人拒之门外，并对父亲的这种心动予以斥责。母亲的理由是：你辛辛苦苦带起来这帮子年轻人，在文革时大部分像白眼狼似的翻脸就咬人，你文革落下的病疾，罪魁祸首就是这些人，l现在钢铁厂对你照顾有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设计队解散后合并到钢铁厂后，队里的年轻人专业大都不对口，工作多不太理想，所以这些人还想回到原来的那种工资高福利好的体制。俗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然这也伤害了不少无辜的人。
母亲今年91出头了。很胖，除了腿不好，没有任何老年病。有一次感冒住院，医生看到这么胖一个老太太就顺口说：老太太肯定有很多老年病吧？我随口就说：我母亲就是感冒了，没有任何基础病。医生说：不可能！我得给你好好查查。过了半天医生拿着各种检查单说到：没见过身体这么好的老太太。
母亲在抗战时是儿童团、国内战争做荣军模范、抗美援朝参军到边疆、大跃进砸过矿石练过铁、文化大革命遭受过苦难，改革开放在工厂当铸造工人后退休。她现在很知足。每天除了看电视，时不时打电话与还健在的姐妹聊聊天，左邻右舍的老阿姨也常找她捣捣家长里短的是非，再就是抱本小说看这看着就打瞌睡。
最后希望风风雨雨历经了近百年的母亲，吃好、过好、身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