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随父亲下放来到兵团跃进钢铁厂在南疆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农场，农场有三个连队，一连和三连与厂部在一起，一连职工大部分是1959年至1962年三年饥荒逃难到新疆来的甘肃、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民，这部分人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大都属于贫农和雇农，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三连大部分职工是1965年刘少奇主席到新疆之前，为了领袖安全从乌鲁木齐清理出来的地富反坏右这五种人。二连离场部有15里左右，在一个叫巩哈拉的沙窝子里。这是一个军事管制的连队，职工主体是劳改新生（刑满释放）人员和跃进钢铁厂的部分出生于国民革命军起义干部，有跃进钢铁厂的厂长陈俊（原国民革命军42师独立骑兵旅旅长），副厂长庞学文（原国民革命军航空学校教务长）、参谋长钱文修（原国民革命军长波电台台长）、兵团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陶金也等。我父亲可能是前政府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有辛加入到这个团队。

        当时经常在学校进行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忆苦思甜”的教育。每个学生带一个碗在大礼堂集合听报告，一个或几个解放前出生贫苦的人在主席台上控诉旧社会的惨无人道，大会结束后吃“忆苦饭”。这忆苦饭是用玉米面熬成粥，再加点盐放些菜叶子。那时学生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25斤左右，根本吃不饱，每天都在饥肠咕咕中熬着。为了填饱肚子，我经常和同学在半夜三更遛到果园顺个果、到瓜地摘个瓜、到农田掰个苞米或土豆的。只要吃忆苦饭就感觉像过年似的，我会把家里最大碗带上，美美的吃一顿饱饭。

        有次一个叫杨得发的一连职工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说他从小起早贪黑的给地主放牛的苦难。有一年冬天特别冷 ，寒风呼呼吹着，没鞋子穿的他，赤着脚把牛赶到山坡上，两只脚冻的受不了，看到一只牛拉下了热烘烘的粪便，他就把双脚踩在粪便里取暖。他接着控诉地主每天大鱼大肉大白馒头的吃着，他和其他雇工只能吃着粗粮就着咸菜。他接着说最苦还是三年饥荒，那时候不要说吃糠咽菜了，就连野菜树皮老鼠虫子都吃光了，饿的受不了了就吃观音土。为了活下去村民要出去逃荒，政府说这是给社会抹黑不让去，派民兵一天24小时的守着村口路口。村子陆陆续续饿死很多人，即便是活着的也在那苟延残喘着，连尸体都没人去收了。为了活命他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逃出村子，一路要饭到了新疆。

       扬的发声泪俱下的继续哭诉着，突然两个戴着红袖标的中年男子喊着“打倒现行反革命扬得发”、“打倒汉奸工贼叛徒刘少奇”的口号，冲上来将杨得发踢倒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这两个戴红袖标的人边用拳脚教训着杨得发，边大声的斥责杨得发说的新社会饿死人、逃荒要饭，是造谣、是给新社会抹黑。其实这两个人也是在那三年饥荒时逃荒来到新疆的。

      忆苦思甜大会变成批斗现行反革杨得发的大会。大会结束后，本来风光无限的杨得发头破血流的被武装押送到巩哈拉的二连接受管制劳动。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忆苦饭没有吃饱而感觉特别遗憾。本来井然有序的大会在一阵闹哄哄中结束了，由于没人组织，大家蜂拥而上的把忆苦饭给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