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关于抑郁我所知道的

一

大概在几年前，单位出了一个新的评职称的文件，规定行政人员必须在相关学院参加职称评定。这对于行政人员非常不利，因为教师除了上课可以把更多时间用在搞教改、做科研上，而行政人员每天都要按时上下班，业余时间很少，还缺少团队和科研环境。更要命的是教学评价，原来的规定是行政人员教学评价在90分以上就算优秀，现在要放在学院排名，前百分之十五才算优秀。行政人员兼职上课，大都是公选课、拓展课，上课形式也都是大几十人的合班课，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仅限于这一学期的课上，其他时间也很少有交集，所以打分总是很低。我之前每学期的评分都在92分以上，自以为很好，反正是优秀就可以了。如果放在学院排名，我就很难有优秀了，而没有优秀是没有资格评职称的。

这件事让我很困扰。

我知道很多行政的老师评分很高，因为他/她们有我所不具备的能力。我听说有一位行政的老师总是评分很高，他的秘诀是在最后一堂课专门让学生来评价。他带着电脑去课堂上，每一位学生当场当着老师的面用老师的电脑来打分并提交。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不仅很快上了职称，还上了中层干部，意气洋洋地招摇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还听说有一位老师每次上课都选班主任和自己关系好的班，打分时让班主任出面帮他跟学生打招呼。班主任的面子还是很值钱的，所以屡试不爽。在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八仙过海的神通，作为一个凡人，我感到一种绝望，我真的做不来。

我的职称之所以拖到现在，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我自己，那就是我自己不上心，主观上讲就是对这件事没兴趣，总觉得慢慢攒材料，到退休前攒个副高就可以了。而总体局势风云变化莫测，每一年都是风诡云谲，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却时常有黑马奔腾。某一年审职称材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位超级牛人，三年搞了七八个省级课题，发表了十几篇核心论文，是那一年众人望尘莫及的黑马。当然，这位美术专业的老师成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很快又成了最年轻的教授。后来听说她爸爸是省某部门专门管科研课题审批的领导，她舅舅是某核心期刊的负责人。这匹黑马的背景色一下子明了起来，光线的背景色把黑马都要打成白马了。还好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么发达的社交软件，否则被人一不小心当成传奇人物发在网上，肯定会成为网红教授的。

还有一年某个处室的一位姑娘评职称，算完分排在第三位，看样子只能陪跑了。而在接下来的评审会上，某位校长说她发现很多老师评职称的论文和所学专业不相符，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应该不与专业不符的论文都剔除掉。她说的有道理，很多人就是花钱买的论文，至于能买到什么论文看机会，而不是看专业。于是，按照这位校长的要求，所有人都重新审了一遍材料，重新打了一次分。结果，那位处室姑娘的排名从第三变成了第一。那位校长这是这位姑娘所在处室的主管领导。

我发现我的职称之路原来这样艰辛。我没有主管科研课题的亲戚，也不愿意花钱去买文章或者课题，我没有脸皮去让学生当面打分，也不愿意去求主管校长帮忙打压同事。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天生的缺陷所不能跨越的沟坎。更要命的是我居然还对评职称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深表怀疑。如果评职称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具有价值的人，那么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但是我看不到这样的意义。我不愿意做这样没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很不甘心，难道我就不配评个职称吗？我只能当一辈子讲师吗？（讲师是我的研究生身份自动获得的，而不是评上的。）

那时候，这件事深深困扰了我。常常夜不能眠，对此瞻前顾后，百计思量，无法可处。在睡梦中又时常惊醒，如同坠入万丈深渊，怎么也爬不出来，普天的黑暗令人窒息。我开始变得敏感，不能听见很大的声音，不能看见熟人，不能听人讨论评价、课题、科研、教改、职称这些词汇。有时候我会和人絮絮叨叨说很多话，有时候又沉默寡言一言不发。

我知道我抑郁了。

我多少学过一些心理学，对自己的状态也有自我意识，但还是不能跳脱。我开始分析我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职称吗？似乎没有也行，但有了更好。没有职称会丢工作吗？不会。会失去很多吗？除了工资会低一点，也没什么可失去的。有了职称会得到很多吗？不会。从经济上算张可能还不值得。比如要有几篇核心、几个课题，这些都需要花钱。根据经验，评副教授需要十万块钱，评教授至少需要五十万。我现在评完，到退休估计都不会挣回来。职称会影响升职做中层领导，但那也不是我的志向，所以不算损失。我现有的学历可以满足我做兼职的要求，并不太影响我做其他事情。没有职称会影响社会地位吗？会有人因此轻视你吗？不会。社会上没有人在乎你是什么职称，在学校里也不会有人因此轻视你。

这样想完了，心里会好一点点，但是不会太多。那种深陷泥潭无法自拔的感觉还是存在，对于周围人汲汲以求的职称依旧敏感，经常性胸闷、气短、手抖、无力、失眠等。我决定去找一位心理老师聊聊。这位老师和我算是忘年交，我来上班的时候，他快要退休了，但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总是很奇妙。我觉得对他说一说自己的困扰会有帮助。

我先跟老先生打电话约了拜访时间，一进门他就说：“看你脸色不太好。”我没想到可以直奔主题。我说：“我抑郁了。”

他说：“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把自己的困扰说了一遍。

他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把自己看法又说了一遍。

他说：“你有什么打算？”我把自己的意愿说了一遍。

他说：“你现在觉得呢？”

我说：“我觉得好多了。”

当我对老先生讲完之后，我心里也放下了，感觉自己像是从深渊底部爬到了顶部，只需要一翘腿就能爬出来。这事差不多就这样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之前读过的书，发现庄子还是原来的庄子，佛祖还是原来的佛祖。

太阳依旧照在树上，地上依旧有树影。

二

疫情的最后一年的秋天，风已经很凉了，树叶也堆积在街道边，因为防控也没有人打扫，街道显得有些苍凉。阿甘（化名）是我十多年前的学生，他就在学校附近安了家，所以成了我联系最多的毕业生。那天中午，天气晴朗，刮着一点风，我正在午睡，阿甘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说：“老师，我抑郁了，我能找你聊聊天不？”

我特地跑到大门口去接他，他看见我就径直走过来，走路的样子不像之前那样轻快，有点沉重，有点拖沓，有点蹒跚。他一把抱住我开始放声哭起来。他一个一米八几的大块头，三十多岁的汉子，四岁女孩的爸爸，抱着我在学校大门口痛哭。虽然来往的人不多，保安也都躲在门房里避风，我还是感觉有点尴尬。让他哭了一会儿，我说：“到底怎么了？咱们走走吧，边走边说。”他又哭了一会儿，才擦干眼泪。

阿甘毕业之后就自己作辅导班，前几年还挺顺利，最多的时候雇佣了十来个老师。后来国家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所有辅导班都经历了一场寒冬，尤其是疫情的到来，更是辅导班的灭顶之灾。阿甘无事可做，大部分时间在家看孩子。他虽然很喜欢孩子，还是很难接受不能出门，不能社交，不能和朋友吃吃饭喝喝酒的长时间居家生活。原本减肥成功，现在几乎又吃回之前的状态。爱人要么去上班，要么上网课，忙活一天回来也不想接手孩子。他本指望白天看了一天孩子，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结果又失望了。后来他妈妈来跟他们同住，但孩子不愿意找奶奶，奶奶也只负责做饭、做家务。火上浇油的是，他和他妈妈处在原生家庭的交流状态，只要他妈妈一怎么样，他就不能自已地爆发。

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觉得没必要这样活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切阳光的快乐的好的事物都消失了，只剩下吵闹、油腻、失败、绝望。疫情不太严重的时候，他也会出门，不过看到路上的人都很讨厌。这个人说话太大声了，讨厌，那个人骑车上了机动车道，讨厌，有人开车插队，讨厌，到处都是讨厌的人。一度他生出了想要加油门撞死前面那个人的冲动，这个冲动只是一闪而过，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正常了。

为了改善自己的情绪，他开始网上购物、花钱，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万块钱的网贷。这时候，钱又变成了一个负担，他开始担心未来会过很穷苦的日子，对自己来说或许无所谓，而对于女儿来说太残酷了。他想到自己有一份保险，如果自己是意外死亡，妻女可以拿到一份可以保障生活的赔偿。同时，他内心里是否还有一丝快意？“我解脱了，你们骂我懒，说我笨，现在我走了，你们哭吧。”他说他也想这样报复她们一下，他妈妈、他妻子、他岳母、他女儿……他开始设计自己意外死亡的意外。他又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他知道自己真的不正常了。

但他不能自已。

这一天他想出来散散心。他家小区出门过一个路口就是高速公路口，他不自觉就步行上了高速公路，沿着高速公路往前走。他不断观察来车的速度、车型、汽车品牌，他想不断设想，要让这个结果看上去是一场意外，而不是一个故意。那段时间，他妻子其实也觉察出他不太对劲，发现他不知去向的时候，就赶紧报警了。警察把他从高速公路上接下来，他也开始害怕，自己怎么走到了这里？这是哪里？

妻子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精神科，医生给他开了很多药。看到药他更难过了。“我需要吃药才能维持正常了吗？我还能好吗？”他说：“我从医院回来就想找你聊聊天。”他觉得他的同学们都是吃吃饭、喝喝酒的朋友，这样的大事还是跟我说比较合适，我很感谢他的信任，自己也小心翼翼生怕辜负了这份信任。我没有说太多，主要在听他诉说，就像当初我找老先生说自己的困扰时一样。

我们从东门走到北门，又在校园里继续走。疫情的好处是到处都很清净，校园里尤其清净，是很好的聊天场所。阳光也好，风有点凉，但不太急，枯草黄叶闪着金光。他说完了自己的经历，应该也感觉好多了。有时候倾诉就是治疗。

我说：“不用担心，每个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都会经历一场这样的心理危机，这样的情况我见过好几个了。有的严重点，有的不太严重，但我见过的人都安然度过了危机。”然后我跟他分享了我的抑郁经历。

之后，我们又聊过几次，他觉得自己好点了。医生开的药也没怎么吃，我告诉他觉得有必要就吃，没必要就不吃，不管吃与不吃都不用往心里去。再过一段时间，疫情防控也解除了，他也开始找工作，上班，一切都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