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一个久日未联系的朋友找我，说一块聚聚。
我和他打小就在一起，我叫他钱罐子，他叫我白老二。我俩一起上幼儿园，大班他班长我副班长，一块上小学，他还是班长我还是副班长。我俩上的幼儿园和中小学都是工厂自己办的，老师就按照班里面孩子的父亲的职务的大小安排班干部的。
文革了，钱罐子的父亲是参加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国民党起义军官，以“老国民党”之罪、我父亲是解放前上的大学，在新疆和平解放的那年由学校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以“反动知识分子”之罪，一块被发配到南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和静县的一个小农场监督劳动。
这个农场现在的名称是：乌鲁木齐和静农牧场，离县城只有两三里路，属于乌鲁木齐最大的工矿企业的下属农场。那时厂里的初高中学生只要毕业了，先到这个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三年，然后再抽调到厂里的各个生产车间。
当时，我俩在这个农场的唯一学校的最高年级读初中，这时班长和副班长就和我倆无缘了。
同为天涯沦落人，一起睡在烟熏火燎的宿舍的大通铺上，接收着革命教育、一同挥汗如雨的辛勤劳作，为盖新校舍打土坯上房泥、一块瓜田李下，饱尝着夏天的美味，一起锻炼身体，让想欺负我们的贫下中农子弟见到我俩健硕的身体望而生畏。
钱罐子在锻炼时，毅力比我强，爆发力比我强，他最喜欢显摆腹部八块明显的腹肌，不过我的腹肌也能勉强凑出了八块。
记得玩单杠的双力臂，钱罐子可以连续完成五六个，我拼着命也只能完成两个（单杠双力臂是借助引体向上的惯性并利用腕部力量将整个身体提升至腰部触及单杠，双臂竖直支撑身体的状态 ）。
我的个头号称1.8米，其实还差两厘米，钱罐子个头比我矮，我俩跳起来都可以用手掌抓住蓝环。在篮球场上单手扬起把篮球扣到蓝环中，是我两在篮球场中上的高光时刻。
那个年代的初中是两年制的，先秋季招生换成了春季招生，后来又换回到秋季招生，在初一我们就多待了一年。
初二那年，受荷尔蒙大量分泌的影响，我们几个15～16岁的男生（打篮球的小伙伴中除了我俩，其它的都是被强拉硬拽来的）相继挑战了本农场三个连队的知青和县中篮球队，部队二营的各连队，还有乌拉斯台农场篮球队，除了在本农场知青哪里不断品尝着胜利的喜悦，和农场外的比赛几乎没胜绩。
最难忘的是与县中学的那场篮球赛，虽然县中队的整体水平比我们高，但我俩的速度穿插和篮下技术比较好。整场比赛始终胶着着，比分交替上升，最后还是技不如人输掉了比赛。球赛结束后，县中篮球队教练对于我俩给予鼓励和肯定，并现场予以指导。
驻扎在农场旁边的解放军797部队二营大概有五个连队，我们分别和机枪连、通讯连还有一个步兵连打过比赛。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和战士打比赛的最大好处是能在他们的食堂免费吃一顿饱饭。
部队是一群20岁左右的吃饱了有劲没地方使的大小伙子，能跑能跳能扛，特别能犯规，就是技战术不行，即便这样，我们也少有胜绩。
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最伟大的领袖批示：“大、中、小学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学校积极响应领袖号召，于第二年春天进行了野营训练～拉练。
拉练的那天，全部初中生和高年级小学生带着水走了四十多里路来到了乌拉斯台农场，这个农场坐落在一片沙窝子中，环境条件非常不好，当地民族百姓穷的叫人震惊。
在这个农场待了两天，行李和吃的是随我们拉练的一辆拖拉机带来的。
第二天我们和乌拉斯台农场的知青进行了一场简直是虐杀般的比赛，在对方严格秉承友谊第一的氛围中，我们输球仍达五十分之多。
乌拉斯台农场的这群来自乌鲁木齐八中的知青年龄在18岁左右，他们是1969年中断了初中、高中的学业“自愿”来到了农场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听说这些知青在农场待了近十年才被允许回到乌鲁木齐。
八中的篮球在乌鲁木齐一直很好，这场球赛让我俩切实感到了自己在篮球意识和技术上的巨大不足。
那时整个县城的篮球打的最好的是驻扎在县城旁的797部队，部队有个篮球专业队，其队员不但篮球打得好，而且个头都在1.9米左右，听说797部队篮球队的水平在整个新疆的南疆可以进入前三的。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星，其实那时我俩也开始追星了。我们追的的“星”就是797部队篮球队。只要有时间我俩就跑到797团部去看他们比赛和训练。我俩各有各的喜欢对象，钱罐子喜欢的是那个能跳速度超快的五号，我喜欢的是篮球能玩出花样的七号。看到了好的精彩的篮球技艺，我俩回来就不停地琢磨练习和相互切磋。可以说我俩在篮球上的启蒙教练，就是这个797部队的篮球队。
初二毕业，我班的大部分同学去乌鲁木齐上高中，我俩被一句“组织需要”的大道理停止了学业，在组织的宽宏大量“给出路”政策的关怀下，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加入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大军，16岁的我俩就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成为拿着29.65元工资的农场的农工。
两年后我们的父亲的政治问题都予以平反，随之我俩也离开了农场。
后来，钱罐子以新疆冶金局篮球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全疆篮球赛，我以大学校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全疆篮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