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姐春节回来吗？”十二月的时候，D老师早上接我上班时问过两次。
第一次我回答“不知道”，第二次我说：“不太清楚啊，我大姐是个仙人。”
D老师噗嗤一声笑了。她与大姐同龄，是大姐在香港的第一个朋友，也很佩服大姐。曾亲自购买新鲜食材，请大姐来家吃了两顿海鲜火锅。
每年十二月，家里五个人一起过生日。大姐总是张罗着要来，但计划常赶不上变化。去年，她从北京开车到广州，却在群里突然发消息：“这次过不去了。”原来她的港澳通行证过期了。我和三姐不解：出发前不是该检查证件吗？
二姐没多说什么，和大姐在深圳吃了一顿蘑菇火锅，拍了照片发到家庭群，还背回一大包大姐从各地购买的土特产。
“我买的都是亲自摘的，淘宝没得卖啊。”大姐这句语音和她的才华一样很有份量。其中有一种某省得奖的橙子，个头小圆，皮薄肉甜，带着阳光和雨露的味道。
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姐的行踪飘忽。去年一月，她说要来香港，我算了下日子，正好学校有文化活动，便打电话问她能不能教学生包饺子。我一个人应付不了一大班人，她来我就能打下手。可活动前一周，大姐说日程有变，改了机票。用一句粤语形容我的心情——O晒嘴。
总之，她像个仙人般的存在。
北京的同学都记得大姐。有位叫GQ的初一男同学曾向我要过大姐的签名，我一直没跟她提这事。
2001年，一位失联十年的小学同学J联系上我，竟是因为看到大姐在《北京青年报》上的试车报告，辗转找到大姐，再联系到我和三姐。“你大姐这一期的试车报告我看了，很专业，我收藏起来了。”他在邮件里说。
大年初一，我给北京的同学拜年。女同学JJ发来信息：“我常看你大姐的视频，羡慕她的闲云野鹤，佩服她的坚毅孤勇。”
她说得真对，大姐确实“孤勇”！她是第一个开车穿越欧亚大陆的中国女性。
2004年，我辞职，和大姐一起周游了两年。又过了16年，我才下定决心考驾照，及格两年后才把临时驾照换成正式驾照，每天放在抽屉里。在一位男性友人“你缺乏警惕，最好不要开车”的殷勤劝告下，我以躺平的态度每天坐同事车上班，坐港铁和小巴下班。
“大姐，你觉得AI的开发对你现在做的有影响吗？”吃年夜饭时，我问大姐。
“前几天我搜了一条皖南的路线，快到脚尖儿了，很快就会赶上来的。我要是把资料在网上一发，你就看吧。”大姐笑着回答。
“CYP（我的初中同学）说她五十岁会退休，那你是不是也该退了？”我接着问。
“我这后悔没早退呢，白交好几年钱。”大姐夹了一口菜，抬头看我：“娜娜，你说，我怎么能退休呢？”
我看过大姐写的文章和接受的访谈，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和大姐的朋友聊起她，大家无不佩服她的执着与勇敢。
十三岁时，我与三姐随父亲移居香港，逐渐感到自己和大姐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学后，当我开始跟随大姐旅行，看到她独自完成许多我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更觉得她一人胜过十个男人。
只是到了现在的年纪，我无法想象大姐忍着腰疼，过着风餐露宿的车旅生活。我更希望她不用再为拍摄清晨饮水的群马，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车里住上两晚，来回奔波几千公里。
但那是她的选择。
2004年8月底的一个日子，大姐驾驶着她的陆地巡洋舰，载着我、三姐和一位短暂体验的摄影师朋友穿过了漠河口岸。那天，她开了一天一夜，四周是无尽的单调原野。
次日清晨四点，车内的我们还在轮流小憩。大姐嚼着口香糖，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激动地对我说：“娜娜，快看外面！”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只见左侧一片漆黑中，一列闪烁着橘红色灯光的火车伴随着嘁哩咔啦的声音飞驰而过。至今，我仍然难以想象，那天，以及无数个日夜，大姐是如何凭借那份毅力坚持驾驶至终点的。
或许，在大姐的心中，总有一抹橘红色的亮光，时而隐藏，时而闪烁，一直支撑着她开往心中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