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不少名人日记和书信的书。理由很简单，想从私人记录里发掘一些心理上的素材。其实很不容易，越是大家的日记越不容易读明白。记得读《刘节日记》，在刘节老先生生命最后的一个月，日记每天都是一句话。“读李商隐的诗集”（原文是李商隐的集子名，不记得了）。我就反复想，为什么只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还要反复记呢？想了很久，忽然明白一些了，这仿佛是一种读书人坚持读书精神的践行。但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我没有体会出来。

      友人郭君送我《叶灵凤日记》（一函三册，香港三联出版社），通读一过，也未发现出个子丑寅卯。我本是想考证一番叶灵凤是中共早期潜伏在香港的地下党，结果也看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

        最近翻开《严惠庆日记》（三卷，中国档案出版社）读得仍是一头雾水。严经历三朝，清民国新中国，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从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是驻外使节，所记内容皆一战、二战及国内国际政局、战况、人物等等，言简意赅。如果不熟悉欧洲历史、日本、朝鲜和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及历史事件，这些内容，只能看着干瞪眼。

       好歹今天翻看的《孙宝轩日记》（三册，中华书局），略感欣慰，看到一则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四月二十一日  ……仲华云:西教中所谓十字架者，实测量之仪器也。景教碑文云：判十字以定四方。盖人初生而迷方向，有十字以定东西南北而经纬线始明，盖测量中最初之仪器。又云：古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义皆由十字架出。语极精。”（上册，230页）这个对“十字架”的解释实在有趣。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清末士人在聊天当中对基督教传播的关注和认识。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十字架不是测量仪器，而是象征着人所背负的罪的象征，它为世人“出生而迷方向”指明了道路。

       孙宝轩和严惠庆是同一时代人，都为朝廷和政府效力，可能会彼此知晓。严留学美国，是西学新派，而孙和谭嗣同是莫逆之交，是维新派。虽然都占一个新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严的日记是用英文记的，整理者组织翻译成中文。孙的日记是用文言。所以，可以感觉到，清末的改革派之间，还是新旧混杂的，对于睁眼看世界的视角还是不同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这套1996年出版的《严惠庆日记》，定价400元，我是因为读了《严惠庆自传》（2000，商务印书馆）才买来他的日记，可能也是打折时买的。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仅有一套在售，标价6500元。升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