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公共讨论中，都把东亚的生育率下降归于高房价和工作压力，不过这些解释未必适用于同样出现这一现象的南欧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同样难以充分解释生育率的持续下滑。这类理论通常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女性会因此倾向于减少生育。同时，现代家庭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资源投入增加，也压低了子女数量。

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却无法解释另一些事实。例如，一些国家女性就业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反而是正相关的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一组国家同样存在，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长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相比之下，东亚和南欧国家却在1980年代后经历了一场几乎同步的生育崩盘。

戈尔丁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为何更容易出现剧烈的生育率下滑。她的判断并不建立在经济水平本身，而是看家庭内部的决策结构是否随着社会转型及时调整。

她强调了两种关键的紧张关系：一种是性别冲突，另一种则可以被称为“代际冲突”。前者比较直观，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护责任，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成本和负担更多地由她们承担，那么即便丈夫希望多要孩子，女性的生育意愿往往也会不足。反之，家庭责任越平等，夫妻的生育选择就越容易接近。

代际冲突则不那么明显。它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而是指在夫妻之间对传统的不同态度。戈尔丁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靠近上一代的家庭和生育观念，比如更看重传统家庭的结构和意义，而女性的生育观念则更倾向于年轻一代。

戈尔丁表示，“这并不是说男性天生就更传统，而是女性从更平等的性别关系中看到了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