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咸丰六年二月初八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十九日发去家信，交王发六、刘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萧玉振同送，想日内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连接澄侯在长沙所发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尚未到营。
江西军事，日败坏而不可收拾。周凤山腊月四日攻克樟树，不能乘势进取临江，失此机会。后在新淦迁延十余日，正月五日复回樟镇。因浮桥难成，未遽渡剿临江，而吉安府城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矣。
周臬司、陈太守等坚守六十余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杀戮甚惨。伪翼王石达开，自临江至吉安督战。既破吉郡，自回临江，而遣他贼分攻赣州，以通粤东之路。
如使赣郡有失，则江西之西南五府尽为贼有。北路之九、南、饶本系屡经残破之区，九江早为贼据，仅存东路数府耳。
罗山观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现经飞函调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报可达否。刘印渠一军，闻湘省将筹两月口粮，计二月初启行，不知袁州等处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体平安，癣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陆军，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杀贼百余人。水师于二十九打败仗一次，失去战舟六号。
湖口陆军于初一日打胜仗一次，杀贼七八十人。省城官绅请余晋省，就近调度。余以南康水陆不放心，尚未定也。陈锟捐官，例须专折具奏，黄、曹处之部照不可用，即日当行入奏。
纪泽儿定三月二十一日成婚。招赘之后，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何者宜丰，何者宜俭，总求父大人定酌之。
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毕。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搁。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
闻贺夫人博通经史，深明礼法。纪泽至岳家，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其应行仪节，宜详问谙习，无临时忙乱，为岳母所鄙笑。少庚处，以兄礼事之。此外若见各家同辈，宜格外谦谨，如见尊长之礼。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
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江西各属告警，西路糜烂。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暂不北上亦可。优贡例在礼部考试，随时皆可补考。余昔在礼部阅卷数次，熟知之也。澄侯每写家信，全无安详气象，不知何事匆忙若此？以后宜戒之。即问近好，不一一。
兄国藩（书于南康）
【浅读】
一、历史背景与文本定位
这封家书写于咸丰六年（1856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之际。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身处军事前线（南康），却仍以家书与兄弟沟通家事、军务，既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也成为研究晚清军事、社会及曾国藩个人思想的重要史料。家书文体兼具私密性与纪实性，字里行间可见其作为兄长的恳切与作为统帅的务实。
二、内容解析：军事与家事的双重叙事
1. 军事局势：乱世危局中的焦虑与部署
曾国藩开篇即详述江西战局：周凤山错失进取临江的机会，导致吉安失守，城破时“杀戮甚惨”，翼王石达开分兵攻打赣州，若赣州失守，江西西南五府将尽落太平军之手。
北路九江已失，仅存东路数府，而罗山军久攻武昌不下，救援之路“道途多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军事失利的痛惜（如“日败坏而不可收拾”）与对局势恶化的忧虑。
同时，他提及调兵救援、筹谋粮饷（如刘印渠军二月启行），展现出临危不乱的调度能力。这种对军事细节的如实记录，既为家人报信，也暗含对清廷军事体系低效的隐忧。
2. 家庭教诲：儒家伦理的具象实践
- 婚丧嫁娶的俭朴观：纪泽成婚一事，曾国藩强调“诸事总须节省”，请客不宜多，体现对“勤俭”家风的坚守。他以祖父曾玉屏（江太夫人来嫔时父亲十八岁）为例，要求纪泽“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反对早婚耽误学业，却又遵循传统礼仪，显示其在“情理”与“规矩”间的平衡。
- 新妇教育的妇德规范：他要求新妇“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践行“勤俭”妇职，同时“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将儒家伦理具体化为生活准则。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教之以渐”，体谅其“富贵子女未习劳苦”，体现刚柔并济的治家智慧。
- 处世之道的谦谨原则：纪泽至岳家需“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对同辈“格外谦谨”，对少庚“以兄礼事之”，将“礼”的规范渗透到家庭交际中，折射出曾国藩对“修身”的重视——即便贵为将领，仍以儒家礼仪约束子弟，维系家族声望。
3. 兄弟规劝：细节中见家风整顿
针对澄侯写信“全无安详气象”，曾国藩直言“以后宜戒之”，看似小事，实则反映他对家族成员心性修养的要求：乱世之中，更需“安详”以定心神，避免因“匆忙”失了方寸。此外，他对子植北上路线的建议（走樊城而非浙江），结合江西战局考虑，既为安全计，也显其思虑周全。
三、文本特色：质朴文风与人格魅力
1. 语言风格：实录与恳切并存
家书语言不事雕琢，如“江西军事，日败坏而不可收拾”“水师于二十九打败仗一次，失去战舟六号”，以白话语直陈战况，无粉饰之词，体现“诚”的处世哲学。
论及家事时，“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等表述，又暗含儒家“潜移默化”的教化思想，质朴中见深意。
2. 人格投射：儒将的矛盾与统一
曾国藩既有“修身齐家”的儒者底色，又有“治军平乱”的实干担当。信中军事部署的冷峻与家庭教诲的温情形成对比，而“癣疾已好十之七”的轻描淡写，更显其在病痛与压力下的坚韧。这种“外儒内法”的人格特质，通过家书得以具象化——他既是运筹帷幄的统帅，也是维系家族伦理的精神核心。
四、历史意义：家书背后的时代镜像
1. 军事史视角：信中对吉安失守、石达开动向等细节的记录，可与《湘军志》《太平天国史》等史料互证，还原咸丰年间江西战场的真实局势，揭示湘军初期作战的艰难与清廷地方防务的薄弱。
2. 文化史视角：家书所体现的治家理念（如勤俭、礼仪、耕读传家），是晚清士大夫家族文化的典型样本。曾国藩将“修身”与“齐家”紧密结合，其思想对后世（如《曾国藩家书》的流行）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传统家训文化的代表。
3. 人性史视角：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家书既是情感慰藉，也是精神支撑。曾国藩在信中对兄弟的规劝、对子女的期许，本质上是在动荡时代中维系家族凝聚力的努力，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在“家国”之间的责任与挣扎。
五、结语：一封家书的多重诠释
这封家书看似是私人通信，却承载了军事、政治、伦理、文化等多重信息。曾国藩以“诚”为笔，既勾勒出晚清乱世的残酷图景，也书写了儒家伦理在家族中的实践范式。
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真实性，更在于展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在时代洪流中如何以“修身齐家”之法应对“治国平天下”之难——这种将个人、家族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书写，正是《曾国藩家书》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