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国

 1944年1月，“华人血库”医疗队带着经采血1157份制成的57份干血浆和美国捐赠的设备200余箱，启程回国，樊庆笙被聘为“华人血库”检验主任。樊庆笙回国前，先写信将归期信息告诉了同窗好友裘维番先生。结果，那艘船前往中国轮船遭遇日军攻击被炸沉，裘先生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痛哭流涕，但他不敢告诉樊庆笙远在成都的妻子。

      没想到，半年后樊庆笙竟奇迹般地出现在昆明。原来是美方接到情报，临时通知樊庆笙等一行医疗队，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军港，上了另一艘美军的运输船，躲过了日本的轰炸。但是，当运输船离开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后，遭到日本军舰和飞机的围追堵截和轰炸，不时有炸弹在船的周围爆炸，掀起数丈巨浪。此时，樊庆笙在前舱甲板上的救护站工作，一遇到警报时，他戴上钢盔、穿上救生背心，戴上防毒面具到前舱甲板值岗，但是船还是遭到了破坏，只得返回巴拿马。

       为了避免日本潜艇袭击，医疗队只能绕道新西兰及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历经五个月到达印度孟买。之后换乘火车经加尔各答到达利多，再搭乘美军运输飞机，沿着当时全世界最危险的，随时可能机毁人亡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在1944年6月到达昆明。樊庆笙终于见到了已经4岁的女儿。

       他收拾完行李，小心翼翼的拿出随身携带的两支盘尼西林菌种沙土管，无声地笑了。

       从美国归来的医疗队将血库建在昆明的昆华医院内，樊庆笙作为检验主任，负责检验血液，制造血浆，生产的血浆专供正在为打通滇缅公路浴血奋战的战士。

在血库的南面，隔着昆明湖就是当时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汤非凡是有名的细菌、病毒专家，当时他正在领导一个小组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从印度辗转弄来了两支菌种，但缺少新技术和仪器设备。一种使命的巧合，樊庆笙与他认识，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作。樊庆笙不仅有仪器、设备，还带来了新技术和菌种，这使盘尼西林的研制进度大大加快。

       樊庆笙用在美国学得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最新试验方法，带领助手朱既明不分日夜进行研制，终于在当年（1944年）研制成功第一批5万单位的盘尼西林试剂，经过临床使用效果很好，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研制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和中国）之一。

       抗战胜利后，樊庆笙受聘卫生署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于盘尼西林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为批量生产打好基础。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李扬汉先生，托他回国时带回新一代菌种，研制的盘尼西林效力又有了提高。1948年，樊庆笙在上海生化试验处筹建盘尼西林厂，准备进行工业化生产。

       樊庆笙思考再三，盘尼西林应该有一个中文名字，便于在国内生产和使用。他深深的凝视着培养皿里的菌株，这种菌株生长到一定阶段就会泛起青蓝色，很像我们中国特有的颜色——“青绿”，这种青绿色，代表着生命，也代表着深沉的力量，他想:就叫“青霉素”吧。跟同事们一讲，大家都一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