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观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必须与自我保持一点距离，要有点自我怀疑的精神，这是伦理学的一大要义。必须尊重他人，善于倾听，对自己是否正确有所怀疑，对自己的主张有所保留。

在社会制度的中介下，儿童产生了社会意识，既有我，又有人，学会用“公正的旁观者”的阳光来审视自己，而认识现实的过程就是破除自我中心的过程。在优秀的作品里，人物总是能在发展的伦理价值框架中发现一些自己价值体系中的盲点，然后消化夹生的经验，有所振作，有所改变。

既然拷问动机，就不能不讲个人的责任。我们一度相信，不近人情的冷漠和反社会的自私行为全都是社会造成的，彻底改造、掀翻这个社会，一切问题自动烟消云散。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社会，那就否定了个人的责任。潘婧在九十年代写道：“我们怀着怨愤批判社会，批判时代，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轻而易举地摒弃了责任。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受害者的姿态。”很多人渴望受害者的位置，因为受害者的身份确立，便可以申诉，享受索求的权利，免去自己的责任。但是托多罗夫指出，争取受害者角色并不能使人在伦理上得益，“我们在道德阶梯上能够上进的唯一机遇在于承认自己的恶并与之作斗争”。

心灵在自我批判中激发出更大的能量。

对伦理问题敏感的人，必然对具体的细节感兴趣。文学的特点是具体细致，人物性格、伦理场景总是通过细节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