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分为作为信仰的文学性和作为方法的文学性；

文学不必回应时代的要求，它能回应自身的要求就不错。大家去翻翻鲁迅在离开广州之后那篇著名的文章《答有恒先生》读里边讲的话就知道了。

作为信仰的文学性，占据一个幽灵的位置，一直在场，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对待它。背后有一个乌托邦的冲动，有一种要求。我们始终需要它，作为安慰也好，作为叹息也好。

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从理论上去定义很难，它是一个同义反复，循环论证。俄国陌生化，诗性功能，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强调一下教育的维度。信仰可以传，方法必须授。有责任培养一种审美感受力。德育呢，善被摧毁了，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普遍的“同理心的消失”。真就不必说了，已经到了瞒和骗大行其道的后真相时代。

把信仰和方法这两方面综和起来，我想到一个诗性的比喻，就是“旗”。

洪子诚老师引用了别尔嘉耶夫的一句话，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按其本质去研究。例如，当提出孤独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谈的是彼特拉克、卢梭或者尼采如何谈孤独，而不是谈孤独本身。文学性问题可能也无法从文学性本身去探究，因为没有一个本质性的文学性，所有的文学性的话题可能都得到历史中去寻求解答，这就是文学性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