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长安三万里》。

诗人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尤其是他们想当官、想建功立业的那条路，表面上看着四通八达，真走起来，里头有许多沟沟坎坎。

杜甫和高适，说起来都是名门之后。杜甫的祖父是初唐大诗人杜审言，高适的祖父是名将高侃。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官N代”，家里祖上非常阔气。可到了他们这一辈，家道中落，光环还在，实际的助力已经很小。他们就像守着祖传老宅的人，门楣高大，但里面已经破败，得拼命去考功名、找门路。这说明，即便是在“本朝”内，家族的起落也是非常快的，想靠吃老本根本行不通。

当时读书人往上走，明面上的路确实有好几条。最正派的是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的是真才实学。除此之外，还有权贵的举荐，或者自己带着诗文去“干谒”（也就是拜访大官，毛遂自荐），希望能得到赏识。机会好像不少，挺开放的。

但李白的遭遇，就把这“开放”背后的另一面给照出来了。李白不能参加科举，因为他的出身是商人家庭。那时候，“士农工商”，商人有钱，但社会地位最低，属于“冷门出身”。就这一条，就把当时最天才的诗人直接挡在了国家大考的门外。他只能去走举荐这条路，四处拜谒名流，写下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样的句子，姿态放得很低，但还是被许多上层人士婉拒，觉得他出身不好，性格又太狂放。最后没办法，他才选择了“终南捷径”——去道观隐居，靠制造巨大的名声来引起皇帝的注意。这条路他走通了，但走得特别曲折，也埋下了后来的隐患。一个最不缺才华的人，却因为出身，得绕最远的道。

再看孟浩然。他倒是没有出身的障碍，可以去考科举，失败之后，心灰意冷，选择了回归田园，过着“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隐居生活。这当然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山水诗人，但从求仕的角度看，也说明这条上升通道竞争极其激烈，一次失利，就可能让很多人选择退出。

那个时代，一方面，它确实提供了一些打破阶层的机会，让杜甫、高适这样家道中落的子弟，还能通过个人奋斗看到希望，高适甚至后来真的建功立业，成了诗人里官位最高的人之一。另一方面，这通道又非常脆弱，有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像李白，被出身卡住；像孟浩然，被一次考试的运气卡住。

盛唐的开放和活力是真的，不然不会有“群星闪耀时”，但它的局限和门槛也是真的。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那几条狭窄的上升通道，看似近在眼前，实则远在天边。我们今天读他们的诗，羡慕他们的豪迈与风流，但回到他们的人生现场，那份怀才不遇的焦虑，那条仕途的艰辛，或许才是更真实的。长安三万里——理想很丰满，但通往理想的路，何止三万里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