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长安三万里》。

李白准备入赘那段，挺有意思。高适一听就急了，觉得丢份儿，写了个大大的否字。可李白自己拿不定主意，就跑去问孟浩然。老孟在江上那条小船里，啥废话没有，直接把旗子一举——当！干脆利落。后来李白第二次婚姻，也是入赘豪门。

相对来说，李白活得比较真实。他“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唱高调，是真这么过日子。舞文弄墨来钱慢，他又过惯了呼朋引伴、挥金如土的日子。找个有财有势的岳家，饭票有了，社会地位也稳了，能让他继续安心写诗、喝酒、游山玩水。这选择，透着一种不纠结的实用主义——既然我的理想是精神自由，那现实里找个靠山，让物质不拖后腿，好像也说得通。他没那么重的道德包袱，怎么舒服怎么来。

高适的反应是另一个活法。他更像我们身边那种一步一个脚印的老实人，信的是“不吃嗟来之食”，凡事得靠自己一拳一脚打拼。他觉得人得有骨气，尤其是读书人，膝盖不能软。在他看来，好友这做法简直是走了捷径，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他是把原则刻进骨头里的人，他的反对，也是一种真诚。

所以说，这事儿没法判谁对谁错。李白要的是现实层面的“通关”，用最小的代价解决生计，好腾出全部心力去追逐他的月亮。高适要的是人格的完整，他宁愿走得更慢更累，也要对得起自己心里那把尺。一个选择了六便士，是为了更好地仰望月亮；另一个是宁可低头捡拾便士，也要捡得腰板笔直。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在我们生活中极常见。有人选择大城市拼搏，有人回到小城安稳。有人为五斗米折腰，有人坚决不向现实低头。谁又能说谁一定错了呢？不过是各人处境不同，性格使然，走的路径不同罢了。

电影好就好在，它没把李白拍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也没把高适塑造成刻板的道学先生。它让我们看到，哪怕是这样光芒万丈的大诗人，在面对生活这道难题时，也一样会纠结，会做出基于自身性格的现实选择。他们的分歧，恰恰让这两个历史人物从课本里走了下来，变得有血有肉，让我们觉得，原来千年之前，他们也曾为类似的人生难题烦恼过。这种真实感，最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