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介绍冯骥才先生的《欧洲思想文化之旅》，他在去程和返程的飞机上，开始和结尾这本日记体游记的写作。有一个现实原因是，他在飞机上睡不着觉，正好用写作来打发时间。我可不是这样，飞机还未起飞我就已经呼呼睡去，直到开始客舱服务才会迷迷瞪瞪地醒来，个别时候还会睡个全程。不过，今天坐飞机与往日稍有不同。

       积习难改，仍是飞机刚滑开登机口我就睡着了，飞机升空后的第一次广播，把我唤醒。接着打开电子书《书后的故事》（俞晓群著），开始阅读。三人一排，我坐在中间。左边一位男士读飞机上的厚杂志，右边一位女士读纸质书。我所在这一排的过道另一侧，也有一位旅客在读纸质书。真是一个书香的氛围啊，不过这是飞往首尔的国际航班，他们看的都是韩文书。

      的确，这是一个有趣的写作环境。又安静、又不寂寞、也没有什么干扰。

      回想早上六点起床，妈妈就过来跟我说，饭好了，吃饭吧。其实，昨天就说在外头买早点吃，不要做饭了。可妈妈五点就起来，还是熬了米汤、热了饺子、煮了鸡蛋。爸爸一边看着我吃一边说，不用在外面吃。冯骥才坐上飞机，写道，胃里装满着妈妈给包的饺子。他妈妈九十多了，身子骨硬朗，还能给七十出头的儿子做饭呢。我也体会到这一点，妈妈送我到高铁站。我进了站，把三个行李箱推到检票口，打上嗝来，还是妈妈包的饺子味。

       三只行李箱，两只手推，还是要费点劲儿的。从检票口推进站台，幸好是一站台，不用上下楼梯，只有四、五米距离。从身后赶上来一位女士，很热心，边帮我拉一只行李箱边问我在几车厢，原来都在二车厢。这样好心的女士就帮我把行李箱一直送进车厢。我向她道谢，她说她在中途下车，言外之意是她不能继续帮忙了。

       我的座位旁边也坐着一位女士，在吃早餐。我看了半道儿的书，还惦记着到了西安怎么把行李推到出站的闸口。于是和旁边的这位女士攀谈起来，没有几分钟，我就和她找到了共同点。我们是高中校友，她高我两届，都是学文科的，还是同一个政治老师。她去西安参加亲戚家的婚礼，后排坐着她女儿，等下了车又见到坐在另一节车厢的丈夫。我便提出请她们帮忙拉行李箱，很顺利就解决了我下车推行李的问题。

       接下来，就聊到她的儿子上高三，不去学校，去学校也不上早晚自习，不写作业。又压低声音告诉我，后面坐的是她女儿，大学毕业后上了一年班，现在也宅在家里，既不工作也不找对象。我也没有介绍说我是干哪行的，就从家长如何和成年的孩子相处这个角度，跟她分享我的经验。这位不知姓名的学长聊着聊着不禁潸然泪下。我只能开导她，不能把两个孩子作为小学生的那样对待，要有自己的生活，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有时间思考自己的生活学习状态。

       在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很多时候不能按照西方家庭的心理模式来看待。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文化背景不同，认知方式也不同。中国文化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就是一锅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地方，外人就不要跟着搅和了，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西方的家庭观念正在强烈地冲击和改变中国固有文化模式的现状。

       车到西安，学姐和她女儿一人帮我拉着一个行李箱出了闸口，她的丈夫打个招呼，若无其事地跟在后面。接我的弟弟康康已经在等着我了。我向她们道谢，目送着这一家三口从另一个方向远去。

        从飞机上写到首尔国际机场，候机两个多小时，心里回荡着一天的经历，不觉旅途的孤单。在首尔也好、东京也好，都有一种美国机场的氛围。我不禁想，西方文化可以在亚洲的边上站住脚跟，但要想迈进东亚的腹地，恐怕还需要百年的时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