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秋给我打来语音电话，开口就问：“回来了没？”听说我回来了，秋约我下午一点，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秋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她的性格我是知道的——直爽，利落，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拐弯抹角。可这次，她偏偏要约我去咖啡店当面聊。我心里便有了数：一定是件不寻常的事，而且是件需要坐下来、面对面、郑重其事说的事。
到了咖啡店，远远地就看见她朝我招手。我点了一杯馥瑞白，刚坐下，她便开门见山了，原来，她想让我给她儿子做媒。
她儿子今年三十二，有过两年婚史，没有小孩。离婚的原因，说起来也俗套——男方在网上跟别的姑娘暧昧，被女方发现了。二十六岁结婚，二十八岁疑似出轨，三十岁离婚，后来一直单着。
秋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在她眼里，儿子只是“过过嘴瘾”，并没有实质上的出轨证据。她曾经极力想挽回这段婚姻，毕竟离婚的成本太高了，对两家人都是一场伤筋动骨的折腾。可女方不肯妥协，拉锯战持续了整整两年，两人最终还是去了法院，一别两宽。
“儿子的事，一直是我心头一块大石头。”秋叹了口气，旋即又打起精神，“这次我看中了一个姑娘，就是你中学同学的女儿，在康复医院做护士。”
我迟疑了一下，好奇地问她：“你知道人家小姑娘有没有对象？”
“没有，我早就打听过了。”秋斩钉截铁地说，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知道你认识她妈，想让你帮忙给说说……”
我端起咖啡，慢慢喝了一口，没有马上接话。
秋说的没错，我的确跟那个小姑娘的妈妈是同学，但交情并不深。记忆里，这个同学很内向，话很少，毕业后，有几次同学聚会，她也没参加，电话给她说有事。虽然见面次数屈指可数，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消息从别的同学那里传过来：说她嫁了一个复员军人，生了一个女儿；说她在单位特立独行，被边缘化；说她虽然有稳定的工作，她不舍得花钱，省吃俭用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她的生活极其节俭，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的双休日从来不休息，而是用来捡垃圾，在各个小区里穿梭，看到能卖钱的纸壳、塑料瓶就捡回家。你可别小看这个，日积月累，居然也能攒下不少钱。后来，她的丈夫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方式，跟她分道扬镳了。离了婚，再没有人约束她，她反而更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捡我的垃圾，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秋看中的，就是这个同学的女儿。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答应秋，不仅仅是因为这桩亲事看上去有些棘手，男方有短暂婚史，好在没有小孩，女方妈妈也有些怪癖。更深的原因，是我曾经做过一次媒，而那次经历，让我对“做媒”这件事，生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或者说……畏怯。
那时候，我负责学校的对外宣传工作。校长让我去参加一个上海教育报的活动，明里是学习交流，暗里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多认识几个编辑，好为学校以后的宣传铺路。活动结束后，主办方招待大家吃饭。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饭局结束时，很自然地加了微信。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甚至一直以为她已经结婚了，毕竟她那种稳重的气质，实在不像单身。可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她忽然告诉我，她还没有结婚，问我身边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子，帮她介绍介绍。
那时候的我，想法特别简单。人家开了口，我手边恰好又有资源，何不成人之美？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同事小张。
小张是个二本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入伍了，退役后继续回校完成学业，考了教师资格证，在我们学校当电脑老师。听人说，小张是个富二代，当然，这种话在学校里总是传来传去的，真假难辨。但有一点是真的：他进教育系统的路走得确实比别人顺。有人说，是他妈妈一手通天，直接搞定了教育局长，没参加编制考试就入了编。
不管这些传闻是真是假，在我看来，小张本身还是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军营的历练使他身姿很挺拔，做事也是很认真，当时正好空窗期，他没有女朋友。我跟他一说，他一口就答应了，我给他们互相推了微信，说了句：“看你们自己的缘分吧！”便没再多插手。
没想到，缘分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编辑部的那个姑娘很主动，经常关心小张，有一回她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她便大大方方地邀请小张下班后去她家“尝尝她的手艺”。当然，这些都是小张后来告诉我的。
再后来，两人开始谈婚论嫁了。
有一阵子，我陆续从其他同事那里听说，小张逢人就说是我给他做的媒，应该好好谢谢我。同事们戏谑地跟我说，保媒地十八个蹄膀让我分一点给他们。他还跟同事们说，要买两张海南双人游的套餐送给我，还要给我儿子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以表达我让他“抱得美人归”的情谊。
这些话，同事们说给我听的时候，我也当笑话听。但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一点得意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媒，因为那会让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一件被人认可的好事。
可是，当这些话一次次在同事面前甩来甩去，我终于明白了上海话掼榔头的意思。有人问我：“小张说要送你海南游，真的假的？”我只能苦笑一下，摇摇头：“你看我去海南了吗？”
再后来，他传出了喜讯，要结婚了。
作为媒人，我包了两千块钱的红包，高高兴兴地去了婚礼现场。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成功做媒，看着自己牵线的一对新人走上红毯，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新郎致辞的时候，我站在台下，端着酒杯，静静地听着。他说：“在这里，我最想感谢一个人，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遇见我的新娘。”
我心里猛地一跳。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甚至已经开始盘算：他要是当众念出我的名字，我是该大大方方地挥挥手，还是矜持地微笑一下？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耳朵竖得高高的。
“……这个人，就是上海教育报的主编，是他把我们牵在了一起，下面请主编上台致辞。”后面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再听进去。
你问我当时是什么感觉？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那种感觉很难形容，我并不生气，只是……有一点点空。
后来，我想了很多，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小张有没有谢我？为什么在婚礼上听到主编的名字时会那么空落落的？因为我太想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了。我以为自己牵了线，就有了功劳；以为有了功劳，就该得到认可的掌声。我的问题不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吗？想被需要，想被感谢，想在别人的故事里站上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这次秋让我做媒，我不是不想帮秋，我只是怕了。怕自己又一次多情，怕自己像个热心的傻瓜，怕那份“成人之美”到头来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端着酒杯苦笑。
可这话，我没法跟秋说。我只是端起咖啡，对她说：“我考虑考虑。”
最终，我还是决定，这件事，我不插手。不是冷漠，不是推诿，而是想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要承担，每条路都要自己走一遍才知道深浅，让万物自生自化，才是大道。我能做的，不过是祝福，然后在旁边安静地看着。
至于秋——等她哪一天再问起，我会认认真真地告诉她：“秋，孩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吧，缘分这种事，咱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就好，插手多了，有时候反而坏事。”
秋或许会有些失望，或许她会听懂。因为她自己也知道——当年她儿子的那段婚姻，当初不也是有人热心撮合的吗？撮合的时候是喜事，散了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去责怪那个牵线的人，而那个牵线的人，心里总归不是滋味。
有些因果，真的不能随便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