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观看的台湾电影《大濛》，虽被归为“文艺片”，但其内核更接近一部厚重的“历史片”。它聚焦于一段奇特、混乱而恐怖的历史时期，一个被“出卖”“审讯”“枪毙”“谋杀”等黑色词汇笼罩的统治年代。然而，真正吸引我的，并非这段不堪历史的冰冷轮廓，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所呈现的生命状态。

从叙事结构上看，绝对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女主角为了将哥哥的遗体从大城市接回，离开贫瘠的乡村，踏上火车，一路辗转，在旅途之中，她如同穿行于一幅社会浮世绘，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警察、恶棍、骗子、逃犯……她的行动串联起整个剧情，但影片真正意图刻画的灵魂人物，却是老兵赵公道与女主的哥哥。若以当下流行的视角审视，这亦可算作一部聚焦于两位男性角色命运交织的“双男主年代剧”。

电影通过年轻女主的视角，将宏大的历史创伤具象为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那些偶遇的角色，各自承载着时代的伤痕与秘密，共同拼凑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压抑图景。而赵公道与哥哥这两位核心男性角色，他们各自的出生、不同的抉择与令人唏嘘的结局，则成为了探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如何挣扎、妥协或坚守的深层注脚。

去年的银幕上，涌现出不少聚焦历史中小人物的佳作，如《长安的荔枝》与《戏台》。二者虽同是以微末个体的视角切入宏阔过往，却映照出截然不同的时代底色。《长安的荔枝》借由小吏的奔命，揭开了盛世大唐华丽袍子下的溃烂——那些制定规则的权贵早已如蛀虫般将根基蚀空，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压垮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戏台》则置身于军阀混战的乱世，讲述了戏班众人在枪炮威逼下，如何于夹缝中守护一方艺术的尊严。一盛一衰，一小一大，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复调。

相较于这两部作品，今年上映的《大濛》拥有独树一帜的艺术气质。尽管叙事落点同样落脚于小人物，这部作品无意剖析、批判时代的各类痼疾，选择以喜剧化的荒诞作为叙事主线。在这一创作维度上，它和《戏台》具备高度共通性。两部作品的人物皆被乱世裹挟，身不由己；二者主旨取向各有侧重，《戏台》着重刻画人们身处困厄之时不曾动摇的信念，《大濛》则坦然接纳人物于迷雾之中漂泊苟活的人生状态，肯定平凡个体活下去本身的意义。

小人物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恰是因为他们无法选择时代，却必须在时代中做出选择。无论是盛世的腐化还是乱世的动荡，他们的挣扎、坚守与妥协，才让历史有了温度，让宏大的叙事有了可以触摸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