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回爸妈家，想跟他们正式聊聊请工人姐姐的事。我打算逐个攻破。先跟妈谈。
进门的时候她没戴假牙，整张脸的肉像没了支撑，跟88岁的年纪很配。戴上的话，看着能年轻十岁。
“妈，今天吃降压药没有？”
“忘了。”
“昨天呢？”
“昨天吃了。”
“药在哪儿？拿出来放餐桌上，每天看见就能记得吃。”
按时吃降压药这事，我们说了好多年，大字也写了，她还是忘。或者也不是忘——她觉得自己没事了，就不吃了。
妈慢慢从椅子上起身，一步一步往里屋走。等她回来坐定，我提了请工人姐姐的事。大意是，她现在记性越来越差(已经确诊老人退化症初期了)，爸身体也不好。我想提前请个工人姐姐在家照顾他们。
妈一听就皱眉，说不想家里有外人。这个我完全理解。
我说，现在身边很多人知道你们这个岁数还没请工人姐姐，都觉得诧异。
她说自己还能自理。我问她，一到十分，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打几分？
她打了七分，还挺高。
我说，工人姐姐也不是今天请明天就能来，起码等三到六个月。第一个可能不合适，还得换，第二个也要磨合。我不想等你们神志不清了再让陌生人照顾，那样我不放心。家里这样，我们都要上班，二姐也有家庭，怎么顾得过来。再说，我现在工资比请工人姐姐高，所以这个钱应该花。我们平时会每周过来看。
妈把脸转向厨房，小声说了句：“我估计，你爸不会让的。”
其实爸就算站在旁边也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他听力障碍很严重，但一直不肯戴助听器。
“妈，您先不管我爸，我问您的意见。”
“我是不想请。”
“好，那我问您，您和爸，万一其中一个人生活不能自理，另一个又照顾不了，那怎么办？是不是要去老人院？你们愿不愿意？”
这是同事D老师教我的话术。
一听“老人院”三个字，妈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不要去。”
“为什么不想去？”
“老人院不好。”她词汇简单，但后来总算松了口——相比去老人院，她能接受家里有工人姐姐。
不过她很聪明地补了一句：“工人姐姐能不能不住家里？”
最后又绕回那句：“估计你爸不会让的。”
爸平时都在床上躺着，开超大分贝耳机刷短视频。今天倒勤快，我去厨房的时候他正腌鸡块。
“爸，我跟您说件事。”
我凑到他耳朵边上，用差不多100分贝的音量说：“我跟您说说请工人姐姐的事。”
他头也没抬：“鸡块腌好了，一会儿就能吃。”
“爸，我要说请工人姐姐的事。”
“工人姐姐吗？我们不要啊，我们现在可以自理。”
我发现爸说话其实很有逻辑。他列了几条：第一，工人姐姐来了，他们活动量就少了，人会变懒，不出三年都得走；第二，费用太贵；第三，工人姐姐说英语，他们听不懂；第四，家里小房间要留给其他人，工人姐姐一来就把房间占了。
我像拆弹专家一样逐个拆解：请工人姐姐也要等三到六个月，不是马上来。我可以找会说普通话的印尼外佣。她来了，你们想做什么照样做，还能陪你们下楼晒太阳走一走。外甥大了，可以在外面租房。
爸还是坚决反对，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他们能自己照顾自己。我没办法，又把杀手锏拿出来：“万一您俩其中一个人……”我看了妈一眼，“比如说我妈大小便不能自理了，您照顾不了她，那怎么办？那就得去老人院了。”
爸反应快得很，转头就问妈：“你现在大小便能自理吗？”
妈说：“可以呀。”
我真是哭笑不得。
最后爸的结论是：他们只需要每周有个钟点工，不用做饭，清洁一下家里就行。工人姐姐，不到万不得已，不请。
钟点工二姐几年前就安排好了，当时爸一万个不满意。有一回他怀疑人家偷东西，还报了警。其实那都是他臆想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顽固。之前我也单独跟妈说过好几次，问他们想不想请。到今天还是说不通。不过，起码我代表家里几个姐妹把话带到了，这也是他们的选择。
身边不少人，照顾不了父母，最后送去了老人院。香港大部分老人院条件很糟糕，我参观过，就是一个大房间摆满床，床与床之间隔块板子，高到脖子那儿，什么私隐也没有，晚上也睡不好。就算是这样的条件，能拿到政府买位的床位，概率也跟中奖差不多。香港老龄化太严重了。
离开爸妈家前，我去妈妈的房间，检查了她出门带的随身黑色斜挎包。二姐说，中间拉链那里有老人精神科职业治疗的复诊纸，有一次妈妈忘了带。
二姐这礼拜不在，所以星期五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带妈妈去威尔斯做治疗。
我问妈：“您知道第一城怎么走吗？”
“第一城？哪个第一城？”
“第一城站出来就是威尔斯。您在那里做职业治疗。”
“我不知道。”
“妈，您可以自己坐西铁去第一城，不用换车。坐四十分钟就到了。我星期五在第一城站等您。”
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
“妈，您知道西铁站在哪儿吗？”
“西铁站？”
我叹了口气。
妈坐在那儿，好像一个等放学的小学生。
关上门，我一边按电梯，一边想着什么时候去书店，把香港小学的常识课本都买回来，星期天我要给妈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