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蒋氏，永州人，祖上三代都以捕蛇为生。我们捕的蛇很毒——黑底白纹，触草木尽死，人被咬了无药可救。每年两次，我们把捕到的蛇献给官府，抵掉当年的赋税。别人都说我们傻，说这买卖不划算。可他们不知道，若不捕蛇，我们连傻的机会都没有。

我祖父死在蛇口下，父亲也死在蛇口下。我自己捕了十二年，有九次差点没了命——最险的那回，毒蛇的牙擦着我的手腕过去，差一点就咬穿了血管。我躺在草棚里养了三个月伤，浑身的肉像被火燎过一样疼。可伤一好，我又上山了。不是我不怕死，是我更怕活着被饿死。

我的邻居们不捕蛇。他们老老实实种田，交赋税。可这些年赋税一年比一年重，他们交不起，官吏就来抓人、抄家、砸锅。我亲眼看着隔壁的老周家，交不出粮，儿子被拉去充军，儿媳改嫁，老两口在一个冬天双双饿死。他们死的时候，连蛇毒都没碰过，却比被蛇咬死的人还要惨。而那一年，我交了两次蛇，官府没收我一粒粮。我站在老周家门口，看着他家空空荡荡的院子，心里想的是——我这辈子，宁可被蛇咬死一百回，也不愿被那种看不见的毒蚕食到最后一口气。

柳司马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听说了我的事。他问我：“你怨恨捕蛇吗？”我说：“怨恨。可比起赋税，蛇毒算什么？”他沉默了很久，写了一篇《捕蛇者说》。我听说他在文章里写了一句：“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我不识字，可这句话，有人念给我听过。我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腰间的捕蛇袋又紧了紧。

明天我还要上山，那片林子里的蛇又长出来了。可我宁愿面对那些会咬死人的蛇，也不愿面对那些会让人活活饿死的赋税。蛇毒是疼的，可那是短痛；赋税是钝刀子，一刀一刀割，割到最后一分钱、最后一粒米、最后一口气。我不识字，可我知道——这世上最毒的，有时候不是那些有牙的东西。它没有牙，却比任何毒蛇都更致命。

我蒋氏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用自己的命，换一家老小不被逼上绝路。若哪天我也死在山里，那便是我这身捕蛇衣最好的归处——至少，那是堂堂正正死在自己的生计上，而不是被压垮在一纸税单底下。毒蛇只是咬人，赋税却是在吃人。这句话，柳司马替我写在了纸上；而我，替天下人死在了这条看不见毒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