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是幼儿园里最受欢迎的校车司机。
他从不迟到，车开得稳，见到家长总会主动打招呼。孩子下车时，他逐个提醒：水壶，书包，别忘了把自己也带走。
园长逢人便夸他认真负责。
“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园长这话不全是客套。萨姆确实认真，因为他比谁都需要这份工作。司机工资不高，园里却给员工子女减免部分学费。扣掉学费、房租和生活费，每月还能剩下一点。虽然不多，好歹够他和儿子把日子过下去。
以前，萨姆是律师。
他穿过定制西装，戴过昂贵的手表，也曾站在法庭上，围绕过失、责任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据理力争。后来，他自己犯了一次错。错误并不复杂，后果却很彻底：客户破产，他被判赔，律师协会吊销了他的执照。
他离开了事务所，卖掉了汽车和那块表。到最后，手里还能换口饭吃的，只剩那张驾驶证。
幼儿园救了他。
除了自己的儿子，没有孩子知道萨姆从前做什么。在他们眼里，萨姆叔叔会吹口哨，会学园长讲话，还会在红灯前问：
“有谁知道，前面的灯变成红色是什么意思？”
“停车！”
“答对了。今天大家都能安全到幼儿园。”
家长们把孩子交给他时，总是很放心。跟车老师确认孩子们都坐稳后，萨姆才缓缓起步，还不忘隔着车窗朝家长笑笑。在幼儿园里，黄色背心是制服，笑容也是。
萨姆只有一个烦恼：蚊子。
起初只是一只。闷热的下午，它贴着挡风玻璃绕了一圈，落在方向盘附近。
萨姆对跟车老师说：
“车里有蚊子，给孩子们喷点驱蚊水吧。”
老师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变成了三四只。它们在眼前忽上忽下，停在孩子脸上，或者从后视镜边缘一闪而过。他腾出一只手去拍，每次都拍空。
他去看了眼科。医生告诉他，那是飞蚊症。玻璃体里的浑浊物投下阴影，视野里便会出现小黑点和细线，像虫子在飞。
“很常见。眼底没发现问题，目前不用处理。”
“能治吗？”
“慢慢习惯就好。”
无须处理的东西，病人只负责习惯。
黑点却越来越多。它们跟着他上班，跟着他回家，漂在墙上、餐桌上，也漂在儿子的脸上。他明明知道它们不存在，手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抬起来。
孩子们很快发现了乐子。
“萨姆叔叔，你头上有一只！”
他抬起手，车厢里便爆出笑声。
“骗你的！”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喊：
“这次是真的！在你鼻子上！”
萨姆没有动。笑声更响。他也跟着笑。司机哪能跟乘客计较，尤其是一群四五岁的乘客。
真正的麻烦出现在一个星期一。
一位母亲在儿子胳膊上发现两个红疙瘩，认定是蚊子咬的。第二天，又有家长在女儿腿上找到三个。到了星期五，家长群里已经出现了七张红疙瘩的照片，以及一条未经证实却措辞严谨的结论：幼儿园的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园长随即开会，表示将全面排查，坚决保障小朋友们的健康。保洁员彻底清理教室，园里派人检查下水道，校车则由萨姆负责消毒。
散会后，园长特意留下萨姆。
“听孩子们说，你在车里见过蚊子。”
“我会仔细检查。”
萨姆没有解释自己看见的究竟是什么。
每天收车后，他吸尘、拖地、擦窗、喷药，连座椅缝隙也不放过。消毒水呛得人流泪，那些黑点仍在眼前飞。他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孩子身上的红疙瘩还在增加。
校门口有人议论，声音不大，恰好能让他听见。
“司机不是天天打扫吗？”
“孩子说，他开车时总在抓蚊子。”
“开车时？”
“手到处乱挥。太危险了。”
萨姆从他们身边经过，说了一声早上好。家长们也朝他笑。
孩子觉得你可笑，会当面笑出声；成年人通常等你走过去，再讨论你是否还该出现在这里。
园长又找他谈了一次。先肯定他的工作，再强调小朋友们的安全是红线，最后提醒他，家长的信任非常重要。
这个谈话的次序，他并不陌生。律师协会吊销他的执照时，先回顾了他的执业经历，随后重申职业纪律，最后宣布处分决定。
决定通常很短，前面的铺垫却必须足够周全。
“不会再有问题了。”他说。
第二天早晨，他把最后一批孩子送到幼儿园。儿子走在队伍末尾。
“爸爸，你今天没打蚊子。”
“因为今天没有蚊子。”
“我看见了好几只。”
萨姆愣了一下。儿子咯咯笑着跑开了。
幼儿园地方不大，校车平时停在两公里外的一处停车场。孩子们下车后，萨姆关上车门，独自把车开了回去。
阳光落在挡风玻璃上，黑点仍在飘。萨姆握紧方向盘，只看前方。
假的。都是假的。
它们没有翅膀，不会吸血，也不会在孩子身上留下红疙瘩。它们只是眼睛里的杂质，是医生所说“不用处理”的东西。
校车开上那段笔直的双向公路时，他的右手背忽然传来一阵刺痛。很轻，却赖不掉。
他低下头。
一只蚊子停在他的右手背上。它没有随目光移动，也不像其他黑点那样飘走。
这次是真家伙。
原来，眼前的黑点并不全是眼睛里的杂质。
在所有人都认定他看错了以后，他终于看对了一次。
萨姆松开左手，一巴掌拍在右手背上。右手猛地一带，方向盘随之一歪，校车越过中线。
“抓到你了！”他低吼一声。
这时，迎面而来的卡车已经来不及躲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