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的悄然而至，民众事不关己的不自觉，官员的犹豫与轻慢，谣言的喧嚣却每每抓不住要点，舆论的管控与维稳，少数医生勇敢的呼喊与奔走，人们才一步步接受疫情的到来，终于“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这样的文字，在今天读来犹感惊心动魄，一语成谶。

加缪是知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在《西西弗斯的幸福》中，他对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做了形象的阐释。西西弗斯，那个希腊神话故事中被判处把石头滚上山的人，每天推巨石上山，但是每当快到山顶，石头又自己滚回山脚下。加缪认为必须假设西西弗斯可能是幸福地做着这件工作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更坏也不可能改善，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精神上的反抗和感受，在这种反抗中他通晓了荒谬生活的意义，既然生活本身是荒谬的，那么一切理想和追求都没有了意义，一切美好和高尚也一样，因为没有永恒也就没有必要为将来追求这些东西。我们站在荒谬生活的起点，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就是经历，所以我们不应该希望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鼠疫》是一个寓言，鼠疫就是荒谬生活的象征，书中的人物，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
 
《鼠疫》描写了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处于高地背临大海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各色人在面对鼠疫时奋力抗争的故事。这些人中有在鼠疫发生前送患病妻子去外地就医，并接来母亲的医生里厄；有在闭城后费尽手段，一门心思想着出城与未婚妻团聚的被困外地记者朗贝尔；有不善表达却一直偷偷坚持写书的市政府小职员格朗；有“幸灾乐祸”将这场鼠疫作为保护伞的科塔尔；还有在鼠疫中组建了卫生防疫队并积极做抗争的塔鲁……还有更多被鼠疫折磨拆散的家庭。
 
书中平淡而从容地描绘了鼠疫折磨人们肉体与精神的完整过程，正因为这种细腻但又不重笔渲染，保持距离但又充满关心的描写，让我们感到作者对苦难中的人们的同情，真切地看到了加缪与他的文字耀眼的人文主义光辉。
 
书的另一个主题是诚实。塔鲁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必须诚实，撒谎太累了。”里厄医生说：“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感动。他使我们对于反抗人道主义悲剧中个体的恶、环境的恶、自我的恶有了一种感性的认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

正如书中所言：“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确实，人间有真情。这就是加缪：从一种对生活的悲观否定出发，但最终采取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