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母亲商量，趁我在家，还是我陪她去县城的医院里看看腿伤，同时检查一下身体，看究竟是什么毛病，不随便听信偏方，检查清楚，对症下药才是正道。
正说着，母亲的手机来电话了。是舅舅。对，那个七八岁自己独自出去讨饭的舅舅。他活下来了，落脚点是几百里外的湘乡——毛主席的家乡。他当年一路讨饭，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然后到了湘乡这户人家。这户人家没有孩子，便收养了舅舅。他记得自己的老家，他成年后喜欢到街上找人聊天，尤其是五湖四海的生意人。于是发现了一个做生意的老乡，讲了自己的身世，竟然跟奶奶联系上了。奶奶跟我讲过认亲的事。她本不想认的——她当然希望她养大的女儿把她当亲娘，何必节外生枝。但她是个精明人，她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她的女儿迟早会知道自己的身世。反正会知道的，给她认了哥哥，今后多个亲人多条路走也是好的。女儿懂事了还会感激她的开明。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个舅舅在湘乡，他讲的话很难懂，他会做好吃的松花皮蛋。
舅舅说母亲的生日他要过来。母亲说她儿子在广西没有回来，没有办酒没有请客，不用来了，以后等她儿子回来了再打电话请您来玩。他们各讲各的方言，一句话重复好几遍还不知道对方听懂没有。对方的意思也是似懂非懂。交流得有点艰难，好不容易讲清楚挂掉了电话。
母亲说舅舅想过来给她过生日。也是怪了，去年满六十岁没想起过来，今年倒是记起了。她说叫他别过来了，他身体不好，气管炎，哮喘，来回奔波怕受不了。加上自己刚好腿有伤，做顿像样的饭也很困难。而我，确实不会做饭，除非自己吃炒两个小菜。母亲说得有道理，只要舅舅能理解的话，以后找机会聚也好。
但舅舅的电话很快又打过来了。他这回很生气，说我准备了很久，想过来给你过个生日，你再三推辞，莫非不想见这个哥哥？母亲说不是这个意思。舅舅说，老兄妹了，见一次是一次，我好不容易准备好，明天肯定要来的，哪怕是嫌我也要当面说清楚。母亲说那你是一个人坐汽车来还是？舅舅说他儿子开车过来。
那自然是无可推脱了。我说也别担心，明天去镇上店里吃饭吧，这个我可以安排。母亲说店里吃饭倒是省事，只是农村里没有这样的待客习惯，怕不合适。我说那就明天买点菜，你坐在火边掌勺，我帮你打下手，实在做不好舅舅也能理解吧。毕竟他大老远跑来，不是为了吃餐好饭，确实情况特殊嘛。母亲说我们的礼数还是要到。
终归是母亲一早起来杀鸡，本来上午要去打消炎针，也先推迟了。舅舅和表哥大约11点到了家门口。母亲照例笑呵呵地迎接，老兄妹见面，一声“哥哥”“玉宝”（母亲小名）让人泪目。电话里的误会瞬间烟消云散。
母亲自然会解释她推却的原因，身体不好不想让哥哥担心倒是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舅舅则解释他去年没来给母亲过六十岁生日的缘由——他的四十岁不到的小儿子脑出血，中风了。好在治疗及时舍得花钱，目前生活勉强能够自理。只是三个孩子的养育就要靠他妻子和大家庭一起来承担了。
他们各说各的方言，努力想把自己的生活告诉对方，努力想了解对方的生活。那些藏起来轻易不跟人说的话，甚至跟自己孩子也不轻易说的话，双方都在努力地表达。虽然谈不上散落天涯，但同样的身世和命运，很多苦楚，是相通的。很多希冀，也是相同的。
舅舅不同意出去吃饭。母亲也早做了两手准备，于是在家简单地炒了几个菜，待客的八大碗是没有的，但还是像样，至少在我看来。
舅舅说他有个中药方子，能治母亲的腿脚。我心里自然是不信的，但还是赶快找来纸笔，请舅舅写了下来。还逐一请教了每味药的名字——舅舅的字我好多不认得，何况他写的未必是中药的通用名。我说先打针把目前的炎症消下去，再用舅舅的中药方来治本。舅舅点头表示满意。
表哥说他明天要出差，下午还要赶回去。母亲说那哥哥在这里住几天？舅舅说他身体也是要长年吃药的，没带药过来，得一起回去了。于是不再客套，顺便跟母亲搭表哥的车去镇上打针。
诊所里的医生见了母亲，问今天好些没有。母亲撩起裤脚给她看，她说好些了。然后看见我，她说：“这是你女儿吧？你回来了还好，你不知道你妈早几天那个样子。我说我不敢治，她非要在我这里打针。我讲过了，万一打针没有效果，耽误病情我不负责任的。”母亲没有否认她的话，反而夸她：“现在好多了，说明你水平高，也说明我没白相信你。”“算了，我水平不高，你小孩子回来了，我把话讲清楚，免得他们找我麻烦。你妈也胆子大，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母亲是读过书的人，要怎样的无奈，才会把自己的命交给各种偏方，交给路口的小诊所。她当过十年民办教师，为了生个儿子，别人转为公办的时候她被开除。而后她跟随父亲卖过扣子，卖过百货，开过小餐馆，提篮子倒腾过药材……为了维护父亲跟奶奶吵架，为了维护奶奶跟父亲吵架……我们眼看着她从梳两条长辫的斯文年轻妇女，慢慢修成臃肿的泼辣的市井小民，到如今微驼的坚忍的老人。岁月这把刀啊。我后来讲鲁迅的《故乡》，讲到杨二嫂总莫名地想起母亲，然后想起自己。我不想把那些不堪的词加到杨二嫂的头上，因为同情。唯有同情。
我终于有机会看到母亲的文字。那天打了针回家，母亲说她想睡了，不吃晚饭。我说好，就扶她上床睡觉。奶奶是长年不吃晚饭的，她一般下午四点多就自己上了床。有时候呻吟，有时候很安静。我跟女儿热了点剩饭吃，然后去母亲房间的柜子上收拾东西。
这时我看到一个本子，应该是龙伢子的草稿本，但上面有母亲的笔迹。我以为是她记的什么账吧，信手拿起来看了看。却发现是母亲在写自己的身世。还只写了一页纸，墨水很浓。上面清楚地写着她的出身地，详细到村组，然后是出生日期，她说是个雪天。那边的亲人，父母的去世，怎么来的这边，等等。具体的文字我记不清了，但我深深记得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悲怆。一种不甘。一种对命运的控诉。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一个一天到晚累到无力挣扎的老妇人，她启动了文字。她只开了个头，我却仿佛看到了一条命运的暗河，谈不上汹涌，它就那样不动声色地流过来，无可回避。她把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挣扎，诉诸文字和命运。
我看到了母亲寂寞而凄苦的内心。父亲去世已八年，这八年里，有什么乐，有什么难，有什么苦，跟谁说？记得有一次听母亲提起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丈夫死后，招来了一个做苦力的男人。她说那男人好傻，辛辛苦苦赚的钱，一分不留全给那个女人，还被那女人骂得要死。她那口气，满满的不屑。可是，固然不屑且不为，难道就没有一点羡慕么？是的，羡慕。
母亲是读书人，她终于记起自己是读书人。在店里做事，她庆幸自己认得所有的中药名，也能将药和名对上号。“不然，我这个年纪，哪里找得到事做。现在，老板娘还苦留我呢。”读书人，把自己的悲苦写在纸上，也是不枉读书一场。
母亲翻了个身，我轻轻把草稿本放回原处。
后来，我再没见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