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大部分诗人的世俗生活都过得不太好，李白落魄，杜甫穷困……。边塞诗人高适的前半生也很窘迫，但却因独具“窥查洞明”的禀赋，在安史之乱中以超强的政治判断力做出了比李白和杜甫更有利的选择，追随唐玄宗，从一个军幕中的掌书记逐渐提拔高升，最终成为盛唐唯一封侯的诗人。
天宝三载，高适曾与李白、杜甫在齐鲁一带交游过，杜甫写了不少诗回忆这段往事，李白和高适没留下什么诗篇。李白在安史之乱中依附永王，后被关押在浔阳狱中， 他曾向高适求援，高适没有回应。杜甫因支持房琯诸王分镇主张流落成都，却经常得到高适经济上的接济。
景凯旋在书中对高适的评价略有贬意，说他具有汲汲于功名的性格，做事极有目的性，在政治上从来不是根据道德做价值判断，而只做事实判断 ，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遵循责任伦理而不是心志伦理的人。
但我对高适的印象还不算坏，至少他在《燕歌行》中重点描述了己方士兵的牺牲和家乡亲人的痛苦，写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具有同理心的句子，说明他情感正常，不是一个变态的贪权者。至于他被人诟病的执着于仕途，以及对待李白杜甫的态度，其实跟普通人并没什么两样，他考虑的始终是行动的后果，是基于现实衡量利弊后所做的理性选择，在1400年前君君臣臣动辄得咎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倒也无可厚非，今天的我们没必要对他进行道德绑架。
试想一下，即便如王维这般深谙佛心之人，也始终不肯离开仕途，选择半官半隐地住在钟南山辋川别墅，将入世的享受和出世的超脱统一起来，而同样隐居的陶渊明安贫守穷 ，虽不为五斗米折腰，却屡屡被现实所困，不得不乞食于人家。陶渊明和王维，他们都是基于自己的心性和性格做了各自心安的选择，所以陶渊明才是陶渊明，王维才是王维。高适、李白和杜甫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