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初稿写于2022.3.22下午，3.23晚上定稿推送到公众号，但刚发布出去后马上就被删了。）

过度防疫的毒可能比病毒还毒

文/金刚狼

为了保障帝都北京的正常运转，近期，紧邻北京市中心的河北燕郊地区一直处于严格封控状态。燕郊住着几十万在北京上班的打工人，他们每天要跨越省界异地通勤。持续封控导致很多人无法工作，甚至陷入失业、破产危机。昨天网上还传出了有人因生计问题跳楼自杀的新闻。

这已经不是首起因过度防疫而导致的悲剧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因为连续爆发疫情，云南瑞丽市几度采取封闭严管措施，多次封城，进行了几十轮无休止的全员核酸检测，地方经济停摆达半年以上。因为长时间不能复工复产，导致很多民众生活困难，不少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崩溃了，网上也多次传出过有人跳楼的信息。连后来解封后的重启也非常乏力，因为地方产业被长期封控打击得太严重了，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得了的。

因封控的副作用而死的人都是不幸的受害者，他们死于缺乏财务援助机制的过度防疫。受害者的损失是“集体保障”背后的“个体代价”。这些跳楼事件的责任人，其实是认为封闭严控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每一个人。

封控时间如果很短，大家靠忍字诀也就过去了，反正大家原本做人就是靠忍，不论正常反常，都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地忍着。但是，如果不幸遇到持续很久或反反复复的封闭严控，那肯定会造成大面积的财务危机，甚至导致许多人抑郁、崩溃、自杀。

跟上一代人普遍性的高储蓄不同，现在很多家庭和个人日常都是负债度日，长年供着房贷、车贷。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福利保障，很多人家里并没多少余粮，寅吃卯粮也是常态。所以，很多人财务上的抗风险能力特别低。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面临生存危机。

我老家泉州近期由于疫情反复，防控政策特别严。前两天，泉州下属的晋江市某工厂区进行集中检测，因为人多，造成场面混乱、失控的视频传遍了全国。我想，除了基层组织不力外，更大的因素可能还在于这些厂区有数量极为庞大的劳动者，他们想赶紧检测、赶紧证明自己的健康码是绿码，如此才有资格继续进厂上班，继续卖命挣钱。

这些靠高强度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工，没有体制赋予的有效福利保障，你要让他们停止工作，但却没有配套的经济援助，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受不了。底层人本来就是靠个人拼命工作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如果封闭严控到不能正常工作，时间稍微久一些，例如几个月不能出门做事，那可就真的是要了命了。

最近，我自己也因为防疫而陷入了财务危机。

我有一个独自经营的小出版公司和一个小网店。我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来自和一些网店的合作，平日要通过河北涿州的大仓库向几家网络书店客户批发图书；也会从北京的日课书房直接给读者发一些零散的快递。日常生活尚可维持。

由于受封控影响，公司近期的销售数据直线暴跌。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天猫客户就在封控区，他已经被封门了半个多月，啥书都发不出去，顺带着连之前的账款都无法结了。另一个大客户的库房在天津，最近也没有物流敢往那边送货，因为司机怕去了之后回来就要被强制长时间隔离，那工作就全废了。

连我在办公室直接发快递的自家淘宝店，近期订单量也减少了大半，最近这一周更是跌到几乎没有订单的地步。有时候已经寄走的快递还会半路被退回，因为疫情防控导致无法送达。我今天和取件快递员的微信聊天界面上，最新一页显示着连续三天的“今天不发”、“今天不发”、“今天不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又是一个令人崩溃的“今天不发”。

这是我北漂十几年都未曾遭遇过的财务危机。

我本来以为，电商行业相对实体店来说，受疫情的冲击会小很多，但是最近由于疫情四起，到处封锁，无数大中小城市都成为了中高风险疫区，导致很多地方的快递都停运了，还能走快递的地方也没了时效保证。受财务下滑的影响，很多人的消费欲望也被抑制了，大家都特别自觉地勤俭节约，能不买的东西就尽量不买了。很多网店的营业额也自然就大幅下滑了。

我个人的情况惨淡至此，不敢想象全中国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差。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病毒和过度防疫的毒，到底哪种更毒？我很担心，没有败给病毒的人们最后可能会败给过度防控的毒。人们出去干活时运气不好可能会传染上病毒，带来不确定什么程度的健康伤害；而长期封控一旦妨碍了社会的正常运转，肯定会成为摧毁底层民众生计的致命炸弹。

然而，在层层施压的权力恐惧下，地方官员们就像是在末日逃生一样，各种不择手段的围追堵截，“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成为了防控的主导思维，各地政策恨不得都层层加码。就这样，在防疫的掩护下，民生成了政治正确的“代价”。这样一来，只要有疫情出现，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地方上出现过度防控政策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这个病毒目前观察到的趋势是传染性挺强，但毒性越来越弱，死亡率也越来越低，但是所有人肯定都要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成本买单。

那个燕郊普通打工人的跳楼视频，让我不胜嘘嘘的同时也在想，很多中国人太善良了，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出了问题除了埋头自救，就是抑郁、自虐甚至自杀，而很少去做社会角度的追责。从网上传播的不少相关短视频来看，跳楼已经成了底层人士生活无法维系时常见的可悲选择。他们没钱吃饭时不敢指望政府的失业金和封控补助，也不敢奢望谁帮他养家糊口，他们卑贱得只敢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可以继续养活自己和家人。

这几天，还有个相关的视频是，一个封控区的市民对着防控人员语无伦次地喊着“我要养家糊口”，“我要工作挣钱”。另一个类似视频则是市民在防控隔断墙下集体喊着“解封”的口号，并和防控人员起了小冲突。这些视频说明，虽然中国人特别能忍、特别听话，但是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还是会站起来为自己发声的。

营生，是人之为人的天然权利。一个正常人但凡四肢健全、头脑正常，都应该为自己的生计负责，有家有口的人更都有养家的重大责任，这个责任必须由自己承担。

如果你要剥夺别人自己出门营生、养家糊口的天赋权利，除非你完全负担起他们的生计，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也就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福利支出或者公益援助补偿他们的损失，包括协助免除或者延缓债务等，以此来作为要求他们配合防疫政策、放弃出门营生的交换。否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断他人的活路。

当年，大革文化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很多地方连自行外出乞讨都是违法的，而乞讨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营生。那时没有领导的“出门条”，无论你出门干什么都是违法的。

“哪怕你饿肚子也得饿死在家里”的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现在很多地方依稀又回到了即便破产也不许出门的状态了。你会希望自己天赋的生存权像大革文化命时候一样，被没有补偿方案的集体决策随意剥夺吗？

我希望那些已经严重影响工作、生活的封控尽早结束，也期待被疫情防控严重打击的人们能得到足够的救助，他们是集体决策的牺牲品。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少数人”的牺牲是集体防疫不可避免的“代价”，那么我建议，至少给予防控牺牲者足够的补偿，这是做人的基本道义。否则说轻点是耍流氓，说严重一些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了。